我国腐败治理的路径依赖及思路创新——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项应用

我国腐败治理在人性假定上存在“性善”假定的路径依赖,在手段运用上存在“自我管控”和“内部管理”的路径依赖.这将反腐工作长期锁定在一条低效率的路径上.当代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倡引入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为政府所用.文章研究表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对我国解除腐败治理路径依赖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困境的内在机理探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效应、同构学习效应和规模成本效应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所形成的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刚性、集团利益冲突和适应性预期等三种自我强化机制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双重“锁定”,以及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博弈都引致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的内在困境.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输入,政府需明确信息管理主体及其权力边界,形成对公共需求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打破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的路径锁定,形成制度创新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需不断创新政府短效推动的监督机制,用司法效力作为法制长效推动的审查标准,促使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切实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政策体制。中央层面的政策体制具有“聚合”特点,具体形式是：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以“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地方层面则呈现“封闭、参与不足与自循环”特点,一方面,“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上政绩显示、由外而内要求输入、由内而外价值输出”是其生成来源;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强化中促使地方治理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层面的聚合型政策体制需要保持,而地方层面的封闭型政策体制需要改进,一种可行路径是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转变。     

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同、合作、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低效运行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变革应该在横向和纵向上打破功能分化的组织壁垒,形成统筹协调、密切合作的服务机制;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应该打破政府垄断性监管的局面,将部分监管权力让渡给公民,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公私合作”的网络监管状态;最后,在供给方式上提倡监管的“一站式”服务.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中国语境下的“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构建

构建法治政府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需要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三个维度构建.法治政府的构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重建政治价值,同时解决国家能力衰落及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过度干预并存的问题;二是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自治自律,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打造协同治理模式;三是从统治到治理,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方法论转换,丰富公众参与路径,建立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并且有节制的组织模式,使国家和政府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反思与修正趋势的政治形式.     

职责异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职责同构”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实行“职责同构”的部分基础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地方政府需要进行“职责异构”的改革.现在改革中的主要困难是“人治”意识和相关法律不健全;各级政府职责权限划分困难;机构优化与人员安置困难;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等.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需要提高对“职责异构”改革趋势的认识;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地方政府管理服务职能;进一步理顺部门间的职能关系;协调党政机构改革力度.     

职能导向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主题与核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机构改革存在明显的“职能导向”,即机构改革以明确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为逻辑导向,这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职能导向论”.中西方国家在地方政府中的机构改革实践可以作为“职能导向论”的经验证据.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政府职能定位正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正以“大部门体制”为目标,以有效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但是,在目前,两者之间的协调还存在许多误区,阻碍了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公共管理视域中的检察机关探析

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诸多不同角度中,宽域视角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共管理研究的宽域视角出发,应对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进行广义理解.从“大政府”的观点看,公共管理是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内的所有公权力主体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从宪法地位看,检察机关是国家机构之一,是公权力主体,属于公共部门.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参与执行公共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实施来参与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