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社会学家眼中的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服务

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凸显,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如何看待这些社会问题?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从保存至今的一些档案资料不难找到答案.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所写的"作为一个社会服务基地的北京"一文,是了解民国初期北京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政治史视野下民国边政研究的几点认识

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去理解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与现实经纬。民国边政研究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全新的特质;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的影响,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民国边政研究应特别关注政治史、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北京政府时期的边政实践等相关领域的探讨。深化对民国边政的研究,从多元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与阐述中深刻理解"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可对当代边疆民族治理提供丰富的启示。     

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正最近几年,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文化热"悄然出现,民国服饰、民国建筑、民国故事、民国人物、民国历史……这一切缘何而来?因为怀旧?因为好奇?因为历史的循环?在作为社会文化心态的"民国热"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一种学术文化的自觉:同样是在最近几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

留美归国学人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比重。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留美归国学人密切相关。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和扬名天下,则是留美归国外交家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进行外交努力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留美归国外交家积极推行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和"大国外交",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使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顶峰。研讨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关系,可以深切感受中美文化交流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及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张茉楠:以“人本主义”为导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经济体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世人惊奇,然而迅速成长变化中的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路径?如何选择新的国家盈利模式?需要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增长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近些年来,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与"中国"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

不能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作"民族国家文学"。与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是由王权社会向民权社会的转换。欧洲形成民族国家有"国驱"和"族驱"两种方式,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没有法国式的"国驱",又没有德国式的"族驱",而只有"他驱"。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驱"带动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原来和谐互济的"国"族"关系,新"国"不偕旧"族",旧"族"不援新"国"。"国"族"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决定了改造民族性成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主题,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此后中国的现代进程。为变"国"而变"族",变"族"以应变"国"之需,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革命",以及随"文学革命"而来的从内质到外形的文学革新,都是为应变"国"之需而"去族性"(自我更新)的证明。把晚清以来集中体现"国"族"冲突和民族文化性格变化的文学看成民族国家文学,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引向了不归之路。     

转型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

中央与地方如何有效分权是任何国家的宪政建设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本文立足于"中国问题",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考察了转型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因、功能以及运作逻辑,既关注"字面上的宪法",更关注"行动中的宪法"。最后还从"国家建设"视角对未来可能的"省直管县"带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进行了解读,试图对之加以逻辑上的预测。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海疆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历史时期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既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更与古代先民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进程相伴。因此,中国海疆史演绎的主题包括不同时期的陆、海关系和海洋与人的关系;而海疆史研究最关切的是沿海、腹地与近海空间范围内人的生存环境变迁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现代疆域管辖和海洋制度建立前,中国海疆并非指"海洋疆域"。历史时期的海疆空间经历了从海岸线构成"海界",演化扩大为范围界限相对模糊的沿海区域,而后成为王朝国家的沿海疆域的推展发展过程,形成了以海岸带与相邻陆域为主,包括部分岛屿和近岸海域在内、有海洋文明特征的疆域边缘区域。海疆的历史分为奠基、形成、调整定型和成熟与转型等四个阶段;其中宋元时期定型的"中段突出、两端略低"的海疆发展格局,在中国海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理和地缘角度分析海疆与陆域边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期海疆治理既按照疆域治理的一般规律发展,同时更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而历代王朝进行海疆经略的政策举措,反映了海疆在王朝疆域体系中的地位变化。     

安代之乡——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历史变迁

"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是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文献和蒙古文原始档案,从社会与历史变迁视角阐述了清代蒙古地区设立的七个喇嘛旗之一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的来源及其"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尤其是有清一代该旗财政收入和清末民国年间出现的"政教分治"所带来的近代化或世俗社会化进程等问题.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优秀中文图书TOP5

<正>作者:罗家德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中信出版集团(2017.08)如同书名中提及的"复杂",本书研究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但也是最复杂的"圈子"。以段永朝老师的话说,作者试图从复杂思想的角度看待社会网,看待中国人熟稔的"圈子"。他试图钻开中国文化的深井,从半熟社会、差序结构、人情交换法则、家伦理等,来进一步审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站在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审视可能在底层假设上面临的挑战。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概念,关系、圈子、自组织、复杂系统,并将它们作为认知复杂网络社会的最核心抓手。全书试图     

中国历史治乱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古代中国王朝的周期性崩溃,与土地资源有限条件下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关。人口的增加稀释了人均生存资源,生存资源的紧缺又加剧了社会冲突,最后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摆脱这种"治乱循环"的困境。从系统论角度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资源构成相对不变的边界条件,人口数量是一个有起有落的变量,"改朝"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形成的历史振荡。明末以来一些思想家对人口数量自然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有所认识。中国自清末以来人口基数增大,人口的质量受到关注,但土地问题仍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有很大关系。     

“家”字的文化阐释

"家"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住所"。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的"家""家庭"是人类两性生活所组成的最基本的或者最小的社会组织。大体上来看,人类开始是群居杂处,大致在原始母系社会开始形成对偶制家庭,到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的父权制时代,人类开始有了总体上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家庭通过一定的婚姻形式而比较固定下来,成为社会的最小细胞。从人类学上来看,"家""家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以致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家"和"国"的关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中华民族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家族等血缘关系为维系,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主要表征的家国体制,从而不同于西方民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维系而形成的法律和国家制度。中国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被称为"儒家"和"道家",似乎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家族观念强盛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文艺史上,家庭的亲情、家族的血缘之情、家乡的养育之情,是尤为重要的题材。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文艺才铸就了抒情表现的特色。     

历史叙述:从表现的观点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观述评

围绕"历史表现"这一核心概念,安克斯密特对史学叙述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分析.其观点要义,是强调文本在语义上并非其中所包含的具有明确指称的陈述语句的逻辑总和,因此,历史叙述不是过去的摹仿镜象,而是历史实在由之被形塑、建构,其意义得以澄明的语言文本.在此基础上,安氏明确提出从表现的观点看待史学文本的理论主张,强调关于历史事实的真实陈述是史学文本的起点而非终点,历史叙述更深刻的内涵乃在于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更多、更宽广的视角和更独特的理解样式.安克斯密特从历史哲学出发,在本体论高度上探讨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揭示出史学与美学的内在会通之处.但是,在诸如句子与文本的联系以及史学表现与艺术表现的关系等问题上,其观点和论证尚有未尽之处,这为今后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理论空间.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     

抗战时期康东旅外青年笔下的“康区”——以《康藏前锋》所载文章为例

抗战全面爆发前,西康省康属地区先后有五批青年前往内地求学。以往人们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格桑泽仁和刘家驹等"康人"身上,对康东青年关注较少。《康藏前锋》上所刊载的康东旅外青年的文章,反映了康东旅外青年以中国之青年、中国康藏之青年自居,并为桑梓身临险境而焦虑的思想状态。文章也涉及到了民国以降康东青年如何认识康藏问题、康藏民族问题,如何理解康藏与中国之关系、康藏建设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未来发展等内容。这些文章显示出在英人干涉并插手藏事和日本步步紧逼带来民族存亡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康藏内部、外来军事力量、中央政府诸多力量如何认识和看待康藏地区,同时呈现了近代康藏地区民族国家化过程的复杂动因。     

羌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地理分布(1397-1952年)

羌族人口从宋代至清代中期变化的趋势呈波浪式增加。明代后期,因大规模战乱,人口是消减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容纳人口的能量较大,清朝中期人口逐渐增加。清朝后期至民国年间,因种植鸦片和自然灾害,人口锐减。只有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带来人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