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权的运作与限度——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是司法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司法活动中的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涉及相应的制度建构与机制建立,也涉及制度、机制与法官日常活动相结合并产生良性互动的问题:既要实现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又要保障司法裁判的积极性和适应性,从而调动法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入手,外部制约包括立法制约、程序制约和责任机制的建立；内部制约包括优化审判组织结构、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功能、健全案例指导制度.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习惯与法律

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纠纷解决过程中,基层官员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形式上的依法裁判是主导性的.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中,对民间习惯的运用实际上表现为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援引习惯进行裁决,这种情况在古代判例资料中并不常见;另一种是"参酌援引",这种做法大量体现在传统中国基层地方的判决中."参酌援引"的过程既是地方官员裁决纠纷过程中对民俗民风和"情"与"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保证了裁决在形式上符合依法裁判的要求,这种做法体现着传统中国司法人员的职业理念和裁判技巧.     

论裁判解释

裁判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它主要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裁判解释是法官裁决案件必须之手段。文章从裁判解释的内容及构成要素、出发点和立足点、目标和原则及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裁判解释应当在遵照立法本意的基础上进行。     

日本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判法述论

日本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判法述论李若柏徐晓光“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神裁”、“天罚”或“巫术裁判”等等。神判几乎是所有古老民族在诉讼审判活动中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人们企图借助神灵的力量判断或裁决各种疑难条件所采取的...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认定标准探析

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应以具体认定标准,即合同约定、法律规定、服务与服务管理规范为依据,以抽象认定标准,即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标准为补充,只有在穷尽且适用具体认定标准无法认定时,才应适用抽象认定标准。缩小抽象认定标准的适用空间,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发挥司法裁判对养老服务与服务管理规范化的推动和引领作用,有赖于具体认定标准的丰富完善及广泛适用。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仲裁案述评——结合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逐渐成为国际司法界关注的焦点,英国、中国等大国相继成为此类仲裁中的被告国。毛里求斯和英国之间的查戈斯海洋保护区仲裁案是附件七仲裁的最新案例之一,仲裁庭对管辖权、涉主权争议的混合型争端、交换意见的义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以3∶2形成了两派立场鲜明的观点。上述事项亦属于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两案在程序、人员组成、争端性质等诸多方面的共同点,研读查戈斯仲裁案的书面陈述以及裁决和反对意见,对于辨析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裁决,解析混合型争端在未来司法裁判中的发展趋势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行政裁决法治化的思考

从机构设置、裁决程序、责任制度、裁决与诉讼的关系等角度就完善我 国行政裁决活动的法律制度进行探讨，指出，应实现技术鉴定统一化，设置行政裁决的 专门机构，以增强行政裁决的独立性；改进行政裁决的程序，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建立以 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裁决应公开化。     

方言距离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同群效应——基于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实证分析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人口流动带来的区域文化碰撞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社会融合。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汉语方言大词典》、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本文以广州、深圳、东莞三大人口超千万的人口净流入城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方言距离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如何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同乡团伙犯罪行为。研究表明,方言距离与流动人口同乡团伙犯罪显著正相关,同群效应是文化差异增加流动人口同乡团伙犯罪率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方言距离视角解读城市化过程中文化隔阂对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丰富了文化影响移民犯罪及治理的理论探索,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语》说理的写作成就论析

《论语》是我国第一部以“论”立名的说理性散文著作。它主要通过记述孔子的言行及其少数弟子有关的言行,表述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全书五百一十二章,属于说理性质的计四百三十九章。《论语》虽是语录体,还没构成整篇的论说文,但其中有精警的论断,有扼要的说明,有剀切的议论,也有针锋相对的辩驳。它在说理方式方法和语言艺术方面对我国古代说理散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现今学术界论及《论语》写作成就的文章,多只从对孔子的人物描写的角度肯定其文学艺术价值,而对《论语》说理方面的成就却很少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试从说理散文发…     

论国内仲裁的司法监督与支持

司法监督仲裁具有必然性更具有适度性。过度的监督如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中国对国内仲裁进行司法监督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为同一法院可能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次司法审查,或不同的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分别进行司法审查。既不利于维护仲裁效益价值,也有损法院的司法权威。对国内仲裁的监督过于严格,实体性审查损害了仲裁“一裁终局”的原则,还会在适用法律方面诱发分歧。对撤销仲裁裁决的司法裁定不允许上诉,使法院的权力过大,难以控制法院在做出裁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不利于维护仲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机制的逻辑展开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机制有其内在逻辑。普遍真理是逻辑起点,说理要基于毫无争议的普遍真理,以此增强其彻底性和科学性。思想创新是重要条件,带有新意的说理更易达成目的,要积极探索思想创新的可能路径。心同此理是心理机制,要在利用同理心机制连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时关注后者的若干特质。重叠共识是目标导向,要在适当区分重叠共识层次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为重要路径推动达成重叠共识。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裁判请求权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现代社会 ,裁判请求权是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为保障小额纠纷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许多国家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我国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 ,以充分地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裁判请求权     

社会学解释:一种"自由"的裁判方法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之中,通过对解释的社会效果的预测和衡量来选择最佳答案.根据自由法学的观点,社会中存在一种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活法",司法过程应运用社会学方法,探求适应当下社会关系的解释结果.在司法过程中,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增强裁判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法官自由裁判的空间.为限制这种裁判的"自由",对社会学解释方法应限定其适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司法裁判的作用是补充性的或隐性的.     

关于北宋时期手诏情况的初探

一、宋朝"命令之礼"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皇帝制度时候,对于制诏有个简单的定义:"命为‘制’,令为‘诏'".历朝历代诏令的制度不尽统一,沿革至宋朝,种类仍旧繁多,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名称.古代官文书一般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和官府往来文书. 到了宋代,君主诏令文书的分类也更加细致,为皇权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宋史》职官志中记载:     

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制

量刑听证是法官以听证会的形式,结合量刑前调查报告,在控辩双方对量刑问题平等对抗、其他参与主体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对被告人量刑作出裁决的一种特别程序。该程序分别从司法裁判、被告人、被害人、公诉机关四个维度发挥重要的程序效能。然而,中国目前量刑听证的实践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须通过量刑听证具体原则的指导,提供量刑听证规则制定的参考依据,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案件范围,完善独立量刑阶段的制度建构,实现以程序制约量刑裁量权的目的,最终促进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试论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及其规范

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进行有效控制,是关系到司法监督与仲裁自治保持平衡的重要问题。通过对现行有关法律规范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人民法院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程序性审查、有限实体性审查和公益审查。作为分析样本的重庆地区355个相关案例,反映出实践中司法权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存在着实体审查不当、当事人面临举证和权利救济困境、司法审查事由立法科学性不足等弊端。为进一步释放仲裁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中的活力,提升仲裁公信力,我国司法审查权应当对仲裁裁决保持谦抑,摒弃现行实体审查之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仲裁裁决有限司法审查规范体系。     

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发展隐忧及完善路径

当下,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司法裁判、司法推理以及司法量刑等领域。其在进行裁判、推理及量刑的过程中也引发了诸多发展隐忧。如算法裁判易威胁司法自主、算法推理易影响实质正义、算法量刑易冲击审判中心主义等。为了排解上述隐忧,需要明确算法裁判的辅助性地位,确定算法裁判的应用范围以及责任归属,建立算法推理的可修正技术正当程序,不断完善人机协同的算法量刑新模式,从整体上提升人工智能算法司法应用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