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我仍可以把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三个状态：中国史在中国;中国史在西方;中国史重返中国。在全球化的今走,西方话语越来越多地渗透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中因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进一步对中西方历史文化进行比较与融舍。从而实现史学的和谐、健康发展。     

城市史研究述评:意义与方法

城市史的研究以西方学术界为早 ,其理论核心是基于欧洲经验的城市发展观。城市史作为解读中国史 ,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新方法新视野 ,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 ,可行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历史现象 ,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 ,通过互为主体 ,构建城市发展的理论模式和价值标准。城市化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城市发展的基本核心概念 ,支撑了城市研究的方方面面 ,城市化是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城市性质的演变。以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 ,重构历史 ,必将为历史学科的发展投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次大战中抵抗运动所起的作用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刊选译了一组西方学者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可能有不实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仅供读者参考。     

对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秉承“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直到近代,历史课程、历史教科书才随时代变革而出现。论文以“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为切入点,从清末新学制与中国史课程的设置、清末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出现及特点等方面,简要探讨了近代中学中国史教科书的渊源和早期历史教科书的演变历程。     

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

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及史学史的研究现状,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的辉煌成就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极其薄弱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意义,并就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     

评张孟伦先生著《中国史学史》

近年来,中国史学史已成为历史科学领域里的一个热门学科,先后出版的有关专著和论文集,已有十多种。这十多种书,各有各的特色,有的遵循传统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按顺序详加介绍;有的则试图运用新观点,对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剖析;有的则着力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研究,想要说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这些各有侧重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和论文集,已经初步形成了这门学科内部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张孟伦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上、下册,最近已经出全,两册合计五十余万言,是迄     

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读后

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受到相当的重视,研究著述不断问世,它极大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史学的变革发展。李勇所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当代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又一新作。它不仅深化了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而且,也推动了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进步。由于笔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缺乏研究,因此,难以对此著作全面深入的评述,只能谈些个人拙见,不当之外,尚希见宥。如上所言,现当代西方史学在目前的史学史研究中受到相当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重视局面的发展是不平…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

孙培良教授的学术活动 ,早年遍及中外文、史、哲众多领域 ,后期致力于史学 ,尤其是中外关系史 ,晚年专注于伊朗史。他治学严谨 ,坚持用唯物史观和考据方法 ,对中外古籍和传世碑铭的文字记载、近代的考古发掘及近人的学术成果 ,进行精心研究。在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方面 ,他所论证的中国画法西渐引起了伊朗绘画革命、孟子学说西传被马兹达克用作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是前人未曾提及或未能断定的 ,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可以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50年代之前,研究者并非把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科学,其主张侧重于美学研究应在改造社会人生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美学问题大讨论,使美学研究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形成一股热潮,并逐渐走向学理上的探讨和理论上的建设。当时,实践美学解决了美的根本性质问题。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美学与现实人生分离的"艺术哲学"的倾向,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统一起来进行研究,这是中西美学思想史以及20世纪美学研究发展过程所昭示的真理,它也预示着中国美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受"重写文学史"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批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这些学者致力于建设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拓展新的阐释空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论题旨在通过对当代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体面貌。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说具有纯经济学的类型比较意义,但缺乏历史学上的意义,在分析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动态趋势中显现出诸多盲点.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有接触和相互关联性但却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纪以后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化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在考察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时,文明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提倡一点实证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的发展,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引进外国学者的理论时缺乏批判性;二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中,尚有很多学者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两方面的不足都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由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致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理论,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模式和逻辑关系都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要发展出一套产生于中国社会,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的理论体系。目前,很有必要再提倡一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里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人口学等学科,但不大适用于艺术、哲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学等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