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四塔

河北正定古城遗留着不同时代的文物古迹,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历经沧桑,日月流逝,保存至今的还有隆兴寺和灵霄,华塔、须弥、澄临等四座多姿的古塔,向人们展示着我国古代建筑的艺术成就.塔是佛教的产物,塔基的下边一般均埋藏着佛舍利、佛经、佛像和高僧的遗骨.塔于东汉年间由印度传入中国,并随着佛教的传播而遍及各地.虽然塔是为宗教活动的需要而建筑的,但古代的优秀匠师们却突破了宗教束缚,大胆继承汉唐以来赋有民族特色的重檐楼阁形式,创造出既有民族风格和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高层宏伟建筑—塔.因此,塔虽来自印度,但却与印度的斯屠巴在形式结构上迥然两样:中国     

“无相而有相”的佛教本体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以“无相”为体 ,认为法身无相、般若无相 ,但为化谕众生 ,又权行方便 ,示现种种形象。佛教造像在中国化进程中融入了汉民族审美趣味 ,集中体现为“八十种相好”。佛教“无相而有相”的本体论思想与老庄“有无相生”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它们互相影响 ,共同孕育了中国艺术计白当黑的美学法则     

浅谈龟兹石窟艺术模式

石窟艺术在佛教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的石窟艺术博大而精深,渊远又流长．从公元二世纪开窟算起,至明清小规模的开凿、重修,佛教石窟在我国有千余年的发展历程．这一点是印度佛教石窟望尘莫及的．要了解中国的佛教石窟艺术,有必要谈谈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之源头──龟兹石窟艺术．（－）黑格尔认为：“宗教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可见,宗教艺术的产生是出于自身宣传与发展的需要．佛教石窟艺术概不例外．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释迎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公元前一世…     

佛教义理与小说艺术联姻的产儿——论敦煌写本佛教灵验记

佛教灵验记(又称感应记、验传记等)是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渐趋兴盛的历史背景下,由佛教信徒创作的旨在为佛教传播教义,招徕信徒的作品,因而从思想内容看,它是宗教宣传品。但它在形式上却采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有具体的人物、完整的情节、虚幻的想象、传奇的色彩,因而无疑地它又属于古代小说的范围。如果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佛教灵验记是佛教与小说的结合体,是一种宗教文学作品。在六朝隋唐时期流行的志怪小说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佛教志怪小说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宋代以后这种作品仍有流传,近现代佛家“善书”也导源     

冈本加乃子艺术理念的三个要素

兼具佛教信徒和佛教研究者身份的日本近代作家冈本加乃子,其艺术理念具有极强的复合性,主要表现为宗教与艺术的融合、以人为主体的艺术主张、艺术与世俗相结合的人生实践三个方面。冈本加乃子以人为主体,将人作为桥梁,连接了宗教的超越性与文学的现实性,她将宗教思想融入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中,正视人的欲望、丑恶、人生坎坷,但却保持着宗教般的虔诚和追求。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轮回·慈悲·平等——解读谭恩美《灵感女孩》的佛教思想

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作品弥漫着大量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中国佛教印记。佛教六道轮回因果论注定了《灵感女孩》是一段穿梭于阴阳时空的宿命爱情,佛教慈悲利他观让人感触到了人性之美,佛教众生平等观则凝结着人类与众生和谐相处的智慧。这些佛教伦理正是该小说备受赞誉的不二法门。     

从龙门造像遗迹看北魏世俗生活面貌

佛教艺术具有一般宗教文化鲜明的神学实质,但其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无以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强烈制约。龙门石窟缤纷多彩的宗教造像无疑为我们研究相应阶段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提供了崭新的文物素材,下面就有关问题,作些考察分析。 一 在龙门石窟琳琅满目的宗教艺术雕刻中,最能直接反映当时世俗社会生活情节的,应属那些比比皆是连缀于佛像侧旁而富有生动艺术个性的供养人造像。     

关于佛教宇宙观与科学的一点思考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宗教与科学曾发生激烈冲突。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宗教迷信节节败退,科学知识取代宗教迷信,成为世界的主宰和信仰的中心。然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却因与现代科学存在着神秘之缘,而在现代科学之林中,仍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本文就佛教宇宙观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的某些相通之处而略作探讨,揭示前人对佛教理论认识存在的不足,以兹引起世人对佛教理论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

关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中印西方学者已提出种种意见。此外,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教,在与婆罗门教互争雄长的过程中从未获得过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佛教最终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是作为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出现,但其主要教义却出自婆罗门教的思想,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信众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这更成为佛教在印度衰落的重要原因。     

唐代净土信仰的美学解读

唐代净土信仰具有丰厚的美学意蕴:净土信仰意味着来自彼岸世界的无穷召唤;构成了此在生命的超越场域;导致了人们想像空间的拓展。在价值论意义上,它给众生带来的是一份审美的无限盼望,“天堂”向现世的凡俗张开双臂,绽放美的光芒。同时,具体的净土像饰追求华美,成为信仰对象;而唐代净土艺术的繁荣,更使信众的崇拜与审美合而为一。     

祥云·卷草·如意——佛教纹饰的中国化历程

引子:“纹饰”也是“文宝”佛教是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中华文化又是对佛教产生了最大作用的异邦文化.宗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迁延性与累积性虽不如以物为主要认识对象的自然科学,但又却往往强于以我为主要产生条件的文学艺术。它的限制性与规定性虽比不上靠政权维系的体制法典,但却又常常超越靠道德制约的个体行为。它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是综合且全能的,因而,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宗教以它的自觉性与规定性并举、陶熔性与限制性同重,引导性与排它性互补、功利性与超脱性共存,适应于从时代最高统治者到最下层贱民的不同选择。而在这     

诗化:美学之路

为什么美学所解释的审美经验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很不相似?为什么美学所解释的艺术不像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和艺术是心灵的一种生活,我们在这种生活中存在.我们在经验中得到了美和艺术,但在理论中失去了它们.一维特根斯坦在一次美学讲演时说:“美学是个大题目…….”美学的确应该是与真理、道德并列的大题目,它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但从实际的研究情况看,美学却是个小题目,因而被大多数哲学研究者所轻视.从研究规模上看,美学不像是个学科,倒像是某个专题.但在中国的状况似乎有些异常,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化原本有着强烈的审美倾向,甚至认为这种审美倾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其原因是中国由于“缺少宗教”,因此只能在审美追求中注入最高目的.按这种解释,审美活动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最热烈的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解释包含着一个错误,即把“缺少宗教”做为一种理由.中国文化中确实缺少宗教,但中国并不因此而不完整,这就像人类没有长出三头六臂,但不因此就觉得缺少三头六臂.不存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存在的东西的原因或理由.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不见得是“根本的”精神,很可能是在儒家文化收敛心性的压力下所产生的一条放纵心性的精神出路,它意味着另一种精神生活,这对于美学     

以“圆”为美——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之一

佛教虽然从因缘聚散方面揭示出事物虚妄不实的本质 ,但同时又肯定 ,事物从现象上看又是不空而有的。这样 ,佛教就从对现实美的否定走向了再否定 ,即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以“圆”为美 ,是佛教对现实美的变相肯定的突出表现之一。佛教认为 ,圆形圆满无缺 ,是现实中最美的图形 ;涅圆满无缺 ,因而称“圆寂”;般若圆通无碍 ,因而称“圆智”;佛法圆活生动 ,故称“法圆”。如果说“净”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道德术语 ,那么“圆”则是佛典中频繁出现的美学术语。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与宗教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包含了宗教的因素。宗教意识有助于激发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幻想，但文学中的宗教意识肯定与正统的神学无关，而只跟感受到宗教的重要性的人们的私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宗教信仰构成了对浪漫主义者个性和现世原则的否定，那就会使作家疏离浪漫主义风格。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沉重的反思——对我省党员信教现象透视

如果说,哲学是对“现世”的理性思辩的话,那么,宗教无疑是对“来世” 的急切幻想。宗教以一种虚幻的形式来扭曲世界的本来面目,让人们坠入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来世”的安慰不仅仅是安抚了一些普通人的灵魂,还安抚了一些共产党员的灵魂,这就不能不令人警醒了。     

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贵州禅宗大师厂石的佛教认识论研究

明清之际,中原战乱,佛教衰落,然而滇黔边陲之地,禅宗佛教却呈新兴之象,其中不乏高僧大德,在开化较晚的黔中地区也出现了厂(音ān安)石这样杰出的禅宗大师.笔者曾撰文对厂石的生平、影响、佛教宇宙观和解脱论进行了初步研究,兹再就其佛教认识论作一初浅的分析,以期推进对厂石禅宗佛教哲学思想的全面研究.关于众生的本体是什么,他们能不能成佛,这是厂石的佛教宇宙观所要解决的问题.厂石的佛教宇宙观是厂石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厂石佛教哲学以成佛解脱为最终目的,自然,它不会满足于诸如众生的本体是什么,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等空泛的理论说明,而会更关心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成佛,如何成佛等实际问题.厂石佛教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富有宗教实践色彩,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行动,构成了厂石独特的佛教哲学认识论.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