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保守的解构主义者?

关于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从斯坦顿到加尔弗和李承宗,都强调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攻讦形而上学的方法可以互补,换言之,两人分别代表的文学和哲学的方法可以互补。但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文学的方法,抑或本身是哲学解构之必然?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维特根斯坦后期以语言游戏替代图式说,以日常语言替代理想语言的哲学思想,与后期德里达的人文建构,可视为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及其语用价值

"语言游戏论"(Sparachspiel)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一理论注重"自然描述",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实际使用的语言,因而成为他后期哲学思想的灵魂."语言游戏论"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生活形式"、"遵守规则"、"家族相似性"等密切相关.研究语言游戏论,不仅对于深刻把握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真实内涵与实践价值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应用语言学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叙事策略为例

在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潮流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呈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约瑟夫·海勒受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文学潮流和社会后现代性的影响,引进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黑色幽默的叙事策略与幽默的叙事策略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之处。从主题到情节,海勒以语言逻辑上的悖论和语言实验以及话语游戏作为该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在解构"逻各斯中心"的同时,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确定性发展到极致,对当代文学的创作形成了重要影响,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     

“超语言学”与“反语言学”试析——答吴疆先生

吴疆先生的《中国哲学: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01993年第3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 吴先生针对我的观点提出的不同看法是:“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哲学对语言的作用高度重视,只不过不是从语言的逻辑本性,而是从其非逻辑本性方面使用和发展了语言。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本性就是隐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所以,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 吴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中国哲学“蔑视和放弃”的并不是全部语言本性,而只是其中的“逻辑本性”,但却使用和发展了语言的另一种非逻辑的本性如隐喻功能。如果我这种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和吴先生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但问题在于:既然语言有两种本性或功能,即逻辑的和非逻辑的,又凭什     

游戏:日常生活的精神家园

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道出了哲学的尴尬与艰辛。进入20世纪,胡塞尔、海德格尔、许茨等一大批哲学家都将其深邃的目光转向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更以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宣告哲学从"天上"彻底回归"人间"。20世纪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表明,人终究不是理性、道德、政治等单面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最深刻的人的本质就蕴涵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日常生活的平庸处发现神奇与真谛,并引领人们走进"游戏"——日常生活的精神家园,这才是哲学的永恒使命与真正价值。     

论沙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

亚当·沙夫是东欧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语义学引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两部语言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沙夫立足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语言的相关论述，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经验批判主义、约定论、新实证论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语言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及危害性。沙夫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哲学真理性、客观性、意义、交往等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构建。沙夫在批判中建构，在对话中融合创新，建构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原创性和先锋性，同时也流露出其理论的局限。     

错位、反讽与哲学病——语言游戏的误解与误用

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和晚期思想中均否认哲学理论的可能性,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对语言的误解。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语法笑话和哲学问题有相同的根源,即语言游戏的错位。哲学应当表现为一种活动,而非一种理论。这种活动即反讽。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和苏格拉底的《游叙弗伦篇》,可以显示这种哲学的反讽风格。     

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对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之启示

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翻译游戏"是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中"语言游戏"理论的延展和具体化,本文把翻译目的论视为"翻译游戏"总则,以解释性翻译策略作为"翻译游戏"有效技巧,达到"翻译游戏"的预期目的,通过将语言哲学与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的有机结合指导翻译实践。     

论葛兰西哲学的语言学起源

葛兰西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个性特征。考察葛兰西的哲学创新之路,我们有必要对其哲学的语言学起源问题加以详查。从大学时代起,葛兰西就在语言和文学导师的影响下对语言学研究产生持续的兴趣,即使在投身革命后被捕入狱,也没有放弃这一研究。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批判了曼佐尼和克罗齐的语言观,分析了克罗齐未能解决的语法问题,揭示了世界语蕴含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问题,形成了对领导权的政治隐喻。通过对语言的关注,葛兰西与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产生了联系,但是,葛兰西的语言研究路径与索绪尔、维特根斯坦有着显著的区别,他通过语言学开辟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道路。     

论现代理论语言学的科学方法意义

一 语言学是一门还不广为人们所知的学科,但它在西方历来被看作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带头学科。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葛林伯格(J·H·Greenberg)1973年总结了科学史的发展,曾指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科学工作者往往从语言学得到启示,触发本学科的思绪,提出本学科的新方法。最早的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逻辑,就是以语言研究为基础的,量子力学的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论述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时,列有“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的专章,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海森堡把语言学和逻辑学看得同样重要,都把它们看作物理学哲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现代语言学的代表理论之一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它最早集中体现在《句法结构》一书中。书中除了提出三种理论模式:简单的通讯理论模式,直接成分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