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盗非杀人”是片面性错误命题吗——与肖■父 李锦全先生商榷

读了新近出版的肖父、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其中有一段话说:“后期墨家认为应当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审慎地运用,否则就会发生错误。……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提出过‘杀盗非杀人’这样具有片面性错误的命题,在解决概念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时,陷入和公孙龙同样的错误。” (《中国哲学史》,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第207页) “‘杀盗非杀人’这样具有片面性错误的命题”,这句话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作者的意思是说,盗是人,难道杀盗不是杀人吗?或者说,杀盜即杀人。既然如此,说“杀盗非杀人”,显然是片面性错误的命题。然而,我与作者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杀盗非杀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不具有片面性错误。     

说“盗杀”

<正> 在对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评述中,有一经常为人们征行,且被视作重要论据的例证,即屡见于《春秋左传》一书中的“盗杀”或“贼杀”云云。“盗杀××”是不是就象一些同志所认定的那样,即奴隶杀死了奴汞主,反映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我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求教于同好。检索《春秋左传》一书,有关“盗杀××”的记载,前后计有八处。一、鲁隐公十一年传载:“羽父使贼杀公(隐公)于(宀为)氏,立恒公。”杜预注释得很简略,以“恒杀隐篡位”一语带过。《史记·周公世家》详载此事,曰:“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臼:‘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     

“间田”非“王田”辨——兼评王莽王田

“王田”制是王莽整个改革运动的中心环节,而“间田”问题则是“王田”推行与否的关健。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论证“间田”不是“王田”,“王田”制根本没有切实施行过。同时,还对围绕“王田”制性质的争论进行了充分讨论,指出“王田”既不是“井田”,也不是“限田”,而是从战国授田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田制。《周礼》一书对“井田”的描述是从三代“井田”向战国时期国家授田演化的过渡形态,汉代授田型“假民公田制”则是战国授田制的残存形式,它是王莽制定“王田”令的直接实践基础。“王田”制虽然没有推行下去,但却启发了后代“均田制”的出台,成为从战国授田向隋唐均田过渡的重要一环,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评“主体间性美学”——兼答杨春时先生

把后实践美学命名为“主体间性美学”而把实践美学称为“主体性美学”,并且把前者作为对后者的超越,这种做法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炒作行为,并不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它是历史叙事的错位,把与时俱进的实践美学定格在近代启蒙主义的“主体性美学”范畴,却把后实践美学强行规定为现代的“主体间性美学”,歪曲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其次,它是哲学观念的扭曲,把“主体间性”任意扩展到一切领域,使整个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成为了“主体”,实际上就没有了主体,更谈不上“主体间性”,结果只能是造成人类思想的一片混乱;再次,它是美学理论的倒退,在把一切都主体化的混乱之中,用“主体间性”使一切旧的唯心主义的美学概念都合法化起来,以凑合成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的“主体间性美学”。     

墨翟与柳下跖——兼论“显学”墨家的没落

春秋战国时期,在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推动下,中国社会经历着从奴求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各个阶级,各种政治集团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方案,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相互斗争和相互作用那样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之交柳下跖领导的奴隶大起义,给政治思想领域带来尤其深刻的震动。如何对待奴隶争取解放的历史潮流,将决定每个阶级、每个集团的前途和每一种学派的历史命运。因为,“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列宁: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非形式逻辑”与“论证逻辑”——兼评刘春杰的《论证逻辑研究》

本世纪 60年代以来英语国家兴起的“非形式逻辑”企图针对形式化逻辑难以对付的自然语言语境中的“非形式”推理而提倡一种分析、评估论证的逻辑。“非形式逻辑”已形成三个非常活跃的研究方向 :谬误理论、修辞学和论辩理论。刘春杰《论证逻辑研究》把对论证逻辑的辩护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对我国大学逻辑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新思路     

关于法人财产权——兼评“最终所有权”

本文从法律角度探讨了法人财产权与股权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独立的、平行的财产权利,不存在派生和从属的关系,它们是在不同“物”上形成的财产权利,具有本质的区别,其两种财产权利各有其不同的收益形态、运动方式和规律,在财产责任上也是各自独立的     

解析墨家思想中几个关键概念——兼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墨家学派的几个关键概念——兼爱、尚同、非攻、天志、明鬼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不兼容性。以功利性为目的的"兼爱"导致了爱的错位;追求平等的"尚同"和"兼爱"产生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天志"和"明鬼"导致了精神世界爱的荒漠并为极权统治作好了精神上的铺垫。科学精神和墨学形同而质异,"五四"时期的思想大家倡导墨学存在失误。认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要注意墨家的消极影响。     

也来谈谈宋江——兼评“蜕化变质”说

<正> 在古典小说《水浒》的研究中,如何理解宋江这一人物形象,毫无疑问,至今仍是诸多争议的核心。由于《水浒全传》对宋江的描写前后似乎很不一致,前半部主要是写他如何被逼造反以及为发展梁山泊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后半部则着重写他如何寻求“招安”以及为统治当局巩固封建政权充当鹰犬,这就很难避免使人各持一端,在谈到宋江时产生水火不容     

卜辞前辞语序省变形式统计——兼评“非王卜辞”说

卜辞是一种占卜用的言辞。 占卜活动,是一定的宗教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一定的文字符号体系把这一活动的内容记载下来,便成为“卜辞”。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形式的卜辞;《周易》是西周早期的产物,《易林》是汉代的作品,《开元占经》则是唐代使用的东西。所有的卜辞,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之一。     

论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在法治化过程中的定位——兼评张保生《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

该文分析了法理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中国法治的现状，在张保生所确定的法律推理在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当今中国法律推理应该以形式推理为基本推理模式、以实质推理为辅助的观点。     

“儿”非语素——兼议“儿化”的作用

“儿”是什么?除了“孩儿、健儿、女儿”等极少数词中的“儿”是一般语素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都说“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后缀(或词尾)。比如张志公先生说:“子、儿、头”是“能表示附加意义的不自由语素”。①任学良先生说:“词尾‘儿’也是名词的标志”。②张静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典型的词缀有……子、儿、头……”,③吕叔湘先生说“有一类复词,是在一个词根后头附加一个词尾的。先拿物体的名称来说,常在本字的后面加‘子’,‘儿’,‘头’等词尾”。④胡裕树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⑤胡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因为这是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无须赘引了,总之,“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词缀,这已是“定论”。     

劳动价值理论新视野——兼评“创新劳动价值论”

针对目前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唯一科学的态度是坚持和发展。那么如何坚持和发展呢 ?在分析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所有四种可能性的基础上 ,认为只有两条路是行得通的 :拓展劳动概念的外延和重新划分劳动概念。创新劳动价值论正是沿着这两条路发展的 ,它在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需要 ,把劳动重新区分为常规劳动和创新劳动 ,同时拓展了劳动概念的外延 ,并进而建立了新的劳动价值理论。这无疑是在劳动价值论内部对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补充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兼评“三权分立”制

一、国情:我国不搞“三权分立”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主要理论依据。它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典型形式。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分权思想的萌芽.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就集     

浅谈哲学基本问题——兼评“过时论”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各种哲学都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出发点和基础,但有人断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过时的观点,继续坚持这一理论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这是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的一个原则问题。 一 诚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能认为具有“永恒性”,但无永恒性并不等于不具有现实性。自古以来,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观点和方法都在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这种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     

当代通俗文学的“规范化”管理尝试及其影响

1950-1960年代,中央开始对通俗文学进行管理尝试,目的是将当代通俗文学纳入社会主义文艺“规范”中。这一尝试,主要经历了文艺界干部整风学习,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地方文艺刊物的整顿,大力提倡民间说唱文艺,对武侠小说和古旧小说的禁限,对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进行检查整顿等历史事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通俗文学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受此影响,通俗文学家由建国伊始的欢欣鼓舞,到惊愕、不解、改造、检讨、抱怨等,期间的心理动程和行为方式曲折复杂,间或迸发出通俗文艺家的呼声,当代通俗文学在夹缝中求生存。     

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看经济行为的新理性:互惠性与互恕性

经济学理性主义这一原子化的经济理性受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多方挑战 ,而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 (embeddedness)于社会结构之中的 ,互恕性与互惠性嵌入性决定了现实的经济行动。而要探讨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 ,作为一种尝试 ,或许可以在中国先秦墨家哲学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思想中加以发掘 ,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所阐发的正是基于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结合。由此出发 ,互惠性与互恕性作为新经济伦理的内在基础才更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     

瞎子——“摸鱼”,还是“摸象”——兼谈汉语成语的规范化

“瞎子摸鱼”始见于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第二部分的第二段: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     

学术史：“研究之研究”——兼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

通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学术史”的界定和阐释、“学术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