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忧思

科学技术具有“双刃性”特点:既造福人类,又祸患人类。科技的负面效应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忧患。正确认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开拓科技与人文的新视野并确立协调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新途径,从而使科技在人文的关照下实现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科技发展终极目标。     

战略变局之年的忧思

这是艰难的一年,主权债务危机如水银泻地一般,不断波及各国经济。欧元区多国陷入泥潭,拖至年底才在纠结中作出再次施援希腊的决定,美国又面临财政悬崖的考验。     

大师的背影

2009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任公逝于4时30分，季老逝于8时50分。     

与大师面对面

2006年盛夏，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时，我就有一种冲动，一定要再策划一本季老的书。几经琢磨，我发现季老还没有一部完整讲述自己一生经历的书。于是，征得先生同意后，我决定编一部《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     

网络传播立法忧思

网络传播异军突起．使传播变得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危险与混乱。实际情况是．要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制网络传播行为,要么现存的法律法规不足以规制这些行为。那么．如今还有哪些网络传播现象是法律触角所没有触及的？存在哪些危害？应该如何规范立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刘铭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和北京草根时代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刚等网络传播领域资深从业人员。     

殊途同归——论《边城》与《围城》的精神旨向

比较《边城》和《围城》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尽管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两部作品的最终精神旨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都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辩证法”是钱钟书治学之本

善联想、重联系是钱钟书治学的特点。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在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是与他深谙和擅长辩证法分不开的。务实、求同、思变是钱的作风，也是“中国辩证法”的精髓。     

事事找“关系”未必轻松

有位朋友,可以称得上是“关系大师”,无论办什么事情,他脑子里第一想法便是“有没有熟人”？因为多年专注于此,他的“人脉”非常广,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但是,“事事找熟人,时时找熟人”的他,有一次买件衣服也想找熟人打折,结果请人吃了好几次饭,花的远比省得多,闹了个大笑话。 其实。“办事找熟人”的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人们因为血缘、地域等关系,在交往中通过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     

幽默观的形象化表述──钱钟书散文《说笑》赏析

本文认为,钱钟书先生的《说笑》是一篇以幽默的笔调和形象化的语言对自己的幽默观所做的系统的表述。钱先生吸收各家幽默理论的长处而融成了自己的幽默理论体系,即在承认幽默主体具有高度的机敏和智慧并具备诱发幽默感的客体对象这两大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主体内心世界着眼,强调幽默是一种脾气、性格或心态,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或优越感和对人生、命运采取“一笑置之”的“游戏”或“自嘲”的态度。最理想而纯正的幽默表现为智者哲人的有会于心的微笑。幽默具有流动飘忽、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性,不能固定为模式,因此不可摹仿和提倡。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糊涂与明白

数年前,我在书店选购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本是张中行老先生的《顺生论》。     

大师的幽默

作家钱钟书的幽默是出了名的。那时大陆18家省级电视台拟拍一部大型系列电视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第一批36人入录,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但是任凭电视台磨破嘴皮,他硬是婉言谢绝。     

从钱钟书《围城》看中国女性事业的“围城”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父系文化里,男人垄断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权力,形成了一个以男子为中心的权力场,女性被排斥在权力场之外,功名、富贵、利禄等等对她们来说已是久已逝去的梦想。她们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借助男人这个平台来间接操纵权力,以达成分享社会权力的愿望。作者以钱钟书《围城》中女性急迫地追逐男人为个案,分析中国女性在事业上所处的尴尬处境。     

案头清供

名为书生的．室内都要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古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案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其下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的，可以韫匮而藏。藏了，以不说为是；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年以前。大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书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     

《围城》中的三个“解构者”——探析《围城》中的人物及其创作者对创作意图的解构

钱钟书的《围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但历来的研究者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其讽刺主题和风格上,文章用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视角,通过对文本中的方鸿渐、唐晓芙的形象分析,揭示出钱钟书对知识分子、爱情的塑造意图和解构效果,由此揭示具有理性色彩的哲理小说《围城》是如何对其自身进行自我解构的.     

窗：从存在到修辞接受

从接受修辞学的角度解读钱钟书的经典散文《窗》,窗作为一个建筑元素,在钱钟书的视界里已幻化成一个修辞元素,窗可以是“画框”,可以是“眼睛”,还可以表示“享受”。文本中的“窗”只是一个中介性的修辞存在,这种存在分别在艺术、精神、人性的层面上以不同的形式作用于人的修辞接受。     

以诗解诗 情契理合——钱钟书解读《诗经》的教学启示

同单纯地释词析义,就诗论诗的诗歌教学模式相比,钱钟书先生的《诗经》解读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教学提供了一种以诗解诗、情契理合、开放活泼的教学范例,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上挂下联,以点带面的联想式教学方法。这较之单纯地就诗论诗要丰富精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