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中文系部分同学举行《红楼梦》和美学学习座谈会

中文系七九级一班在《红楼梦》评述选修课学习期间举行了“红楼梦学习讨论会”。授课教师周子瑜老师和副系主任何承桂老师亲临会场指导。低年级和其他班次的同学亦有一两百来人参加。同学们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宋明琛同学谈到《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时说:“作者塑造了两种女性美来,这就是中国传统上的‘贵妃之美’和‘飞燕之美’的宝钗的美和黛玉的美。宝玉选择哪一种美呢?这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选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园林是首哲理诗——论《红楼梦》园林文化审美意蕴

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学、美学等内涵。从园林研究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形态,无疑是很有魅力的学术课题。文章试从《红楼梦》园林文化所彰显的和谐美、个性美、静态美、柔性美等方面,把握《红楼梦》园林文化特质及其审美显现。     

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论《红楼梦》诗的光辉

脂评在《红楼梦》第一回就指出:“余谓雪芹撰此书,亦有传诗之意。”是的,《红楼梦》里有那么多诗词歌赋,可谓美不胜收;但如果把“传诗之意”仅仅作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也只看到了现象。在二十五回,脂评又指出:“余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这句话就更为深刻了:着眼于全书的传诗之意,则全书之妙皆从诗中“泛”出。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以脂评为契机,进一步探索曹雪芹继承并创新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的巨大成就,是我们深入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重要课题。发扬古典诗词表现艺术的传统,是《红楼梦》的创新     

从中华茶文化看《红楼梦》“茶”的英译

茶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茶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孕育产生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华茶文化。本文通过剖析阐释《红楼梦》中“茶”的文化蕴涵，挖掘其传统文化意义，探究其在英译本中的不同表现，指出把语言现象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会对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以及翻译研究的深入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试论林黛玉的“病态美”

林黛玉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主角之一,也是金陵十二钗之首,在《红楼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自身之美更是惊艳绝伦。李希凡先生认为林黛玉“孤高自许”,敏感自尊,且不合时宜,具有个性美;[1]也有评论者冠之以“病态美”。笔者认为提出“病态美”之说值得探究、商榷,涉及到对这个人物的全面、准确理解,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红楼梦》花卉意蕴的文化积淀与超越——以北宋诗词为参照系

自“诗骚”之后,花卉意象便作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传统诗词中感兴寄寓的情感载体,而越来越具有厚重的文化意味。勾连“意象”与“意味”的形式,就是“象征”。随着文体的演进,当原本只在诗体中出现的花卉意象辐射到了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并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相结合时,其象喻的范围和意蕴都得到空前的发展。《红楼梦》便’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诸多花卉的文化内涵,锰也使《红楼梦》成为讨论花卉意蕴的最好范本。文章拟以海棠、红梅两种花卉为例,来探讨《红楼梦》中花卉意蕴的文化沉淀与超越。     

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外译可以使中华典籍不朽生命在异邦文化中得以延伸和继续.《红楼梦》具有丰富充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然而,《红楼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译介和译文研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诸如译道渐芜、外译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制约着《红楼梦》外译的成效.基于这一现状和问题的思考,《红楼梦》外译“走出去”的真正实现需要新设想予以支持,以期推动《红楼梦》对外译介、传播及研究事业的发展.     

现代女性与文化自觉——从女性视角赏析吕启祥论红文章

《红楼梦》中众女儿的形象,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东方女性"之美的闪光点;同时她们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又深受双重人格的困扰。吕启祥先生的论红文章,特别是《〈红楼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形象的塑立》一文,从女性的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出发,深刻解析了《红楼梦》中"东方女性气质"的多重文化内涵;提出作为审美主体的红楼女性如何在审美活动与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素质,完善自我的命题;阐述了《红楼梦》一书与现代女性文化形象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应恢复和确立《红楼梦》在世界女性学学术史上的地位。     

风流神女秦可卿简论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少有的几个“全始全终”的人物。她的一生扑朔迷离 ,令人难解。传统评论认为她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红楼梦》是揭示大清王朝社会生活的 ,《红楼梦》的正文多侧面地揭示了满族的历史文化 ,人物设置也往往体现着满族文化意蕴。如果把秦可卿看作萨满女神下凡 ,把她与公公贾珍、叔叔宝玉暖昧关系纳入萨满文化中民风古俗里去考察便不足为怪。秦可卿在书中有预示作用 ,是《红楼梦》悲剧序幕的预演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雪芹氏族文化研究提纲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应当对这位特立独出的中国伟大小说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审视和理解。本文认为，曹雪芹的文学成就并非个人的才华所至，而是一种氏族文化特色的丰厚积累的高层造诣。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提出应从氏族文化的角度纵观弘览，方能认识曹雪芹的才华、造诣是一种三千年的中华文化珍贵积累；若将他“孤立”起来，把《红楼梦》视为一个“个体”的一时的偶然的文艺产物，必致失于肤浅甚至走样失实。本文从周初武王克商为始，以“诗礼簪缨”为表现为脉络，论证了曹氏自周初至明末的曹姓氏族文化概貌、文化特点，抉示了他们的“门风”“世德”——即曹雪芹开卷即特笔标出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具体历史内容及其意义，从而显示了《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这一命题的实义。     

从历史文化背景看《红楼梦》的翻译——以金陵判词为例

《红楼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对这部文学巨著的翻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以金陵判词的两种翻译——杨译和霍译为例,试图从历史文化背景这个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难点及其成因,并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翻译的几点看法。     

论《红楼梦》中的满族习俗文化

《红楼梦》是一部满汉文化合璧的世界名著。文本主体运用康雍乾时期京旗市井白话,描绘了清初满洲贵族奢侈的生活文化场景,表现出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之底蕴,其中饱含着满族衣食住行等生活之习俗。     

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的神话

女娲补天神话不是《红楼梦》的引子或楔子,而是《红楼梦》的原型。因而,女娲补天神话的解读对理解《红楼梦》就显得极为重要;女娲补天神话利用了“互文”与读者的“前理解”,实际上暗示了女娲神话系列;女娲神话系列所表现的是在男性主义文化对女性主义文化代替的大背景中,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永恒回归”的强烈愿望。女娲补天是“永恒回归的神话”。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宝玉”置换为贾宝玉进入现实的人生故事,是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神话”的置换变形,“宝玉”既是已经逝去的女性主义精神的象征,又是补天原型的象征;曹雪芹以女娲补天神话为原型讲述贾宝玉“永恒回归”的故事,意在表现要用中国文明之源的女性主义精神改造现实男性主义“甚荒唐”的“反认他乡是故乡”。     

《红楼梦》亲属语译出中文化内涵的缺失

《红楼梦》中人物繁多,称谓复杂,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称谓语的影响。本文以杨宪益夫妇所译之《红楼梦》为例,通过其亲属称谓词的翻译比较,来看其译出过程中造成的文化内涵的缺失,并试着探讨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弥合策略。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的真、善、美比较

对于任何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剖析,最后都可以归结为真、善、美视角上的评价。本文着意于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中各自“真”的纯度,“善”的深度及“美”的高度的观照与比较,试图概括回答《红楼梦》如何脱尽了才子佳人窠臼、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