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期待视野及张衡的赋体超越

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探讨了汉大赋的期待视野及张衡赋作的成功超越，认为汉代文士对赋讽谏作用的期待曾使张衡赋创作陷入尴尬境遇，但随着东汉后期文人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文学由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张衡的赋作与汉赋的期待视野也逐渐拉开了距离，最终孕育出从内容和体制上都全然超越固有期待视野的新赋体──抒情小赋．     

魏晋赋中叠字对汉赋的接受探微

魏晋赋中叠字的使用受汉赋影响颇大,其既有对汉赋新创叠字的接受,也有对汉赋叠字运用技巧的接受。魏晋赋对汉赋叠字的接受,为南北朝及以后的骈文、骈赋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中国古代赋体研究总论

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体,已开始引起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国文学中,它因其浮华的形式,而遭到现代人们的轻视,研究者少之又少。但这对这种文体是不公允的。本文梳理了赋体发展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指出了各个主要时代赋体的特点,为中国古代赋体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视角。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班固对汉赋的改造与六朝典雅文范的生成

自西汉至东汉,赋体的风尚发生重要变迁.西汉赋尚存楚辞遗风,东汉赋则渐入经学之域.变化发生的原因,除了社会背景的影响,还有东汉赋家尤其是班固对赋体的全面变革.具体来说,包括以目录学为基础对赋体范围的确定,对赋体讽喻本质的强调,“雅懿”典范的确立等等.虽然从表面上看,东汉以降,大赋创作走向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直至隋唐文论中,更多接受的是班固赋学及赋风的影响.尤其是对讽喻的强调直接继承了前代“诗言志”的传统,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之途;辞丽、义正、事实相统一的审美要求又体现了作为实用文之赋体的独特性所在.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汉字与汉赋

中国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蕴含着呈形显象的直观优势 ,因而汉代赋家在创作中注意字形的选择与字汇的排列、组合 ,力求通过凸显文字之形来直接体物呈象 ,在文学的形象性创造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

汉赋以“通过文学的法律”和“作为法律的文学”的形式,对汉代的立法、司法、执法通过铺陈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汉赋中表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理想主要有:支持天罚神断、天人合一的思想；借助鬼神追求绝对公平的愿望；提倡德主刑辅的精神等.赋作家在作品中建构出盛世图景,表达其政治理想,推动了礼法制度的改善和进步.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