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电影符号品牌的市场力分析

电影作为一种消费产品,已具有品牌的独特市场力。电影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视听文化符号,对电影符号独有的要素进行分析旨在展示电影符号品牌的市场拓展力。从电影文本的叙事层面、影像层面、意义层面、启示层面等四个层面探讨电影符号品牌的市场建构,从而有助于不同电影符号品牌中主流消费群体消费需求的整体提升。     

论《夜色温柔》中的消费场景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消费主人公和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在,物的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其本身能否满足人的需求或具有使用价值,而是取决于作为交换体系中消费者的身份符号的价值。而《夜色温柔》的消费场景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社会低阶层成员被“物化”,成为高一阶层消费者购买、甚至浪费的商品;另一方面,社会高阶层成员的消费选择往往成为努力获得“晋升符号”以向高级阶层靠拢的社会低阶层成员效仿的对象。总而言之,《夜色温柔》中的主要人物都陷于消费陷阱中,陷入对物的符号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中,而丧失了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展现的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主要病理症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消费过程何以形塑社会转型？——“杀马特”群体与“亚”社会转型的形成

“杀马特”群体是社会转型和代际变迁双重因素作用的产物,他们既是社会竞争的边缘人群,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弱势群体。不过,“杀马特”群体通过个体的微观行动,建立了一种基于城市而不落脚城市的消费模式并实现了个体的低端城市化;同时借助符号消费和虚拟空间建构了一种不同于政府主导的“亚”社会转型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杀马特”群体的阶层地位、社会身份、消费方式、价值观念等跟主流社会日益疏离,但却形塑出他们共享的个体符号和群体认同,完成了他们所追求的城市化或“主流化”。     

身份转化、利益竞争与集体资产分配政策演化——“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视角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关键是确定集体成员边界。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的视角下,分析N村集体资产分配的身份利益体系演化过程,发现集体成员权纠纷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利益博弈过程。与纯粹的利益博弈不同,以身份为基础的利益博弈表现为“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行动者既需要在利益层面达成博弈均衡,又需要在社会规范层面达成博弈均衡。在“利益-规范”双重博弈过程中,行动者试图在利益的基础上引入对自己更有利的社会规范,以约束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提高自身博弈地位。这也决定了“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均衡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集体资产分配中的身份利益体系演化正是“利益-规范”双重博弈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     

作为政治修辞的宪法——宪法的另一种面相乃至宪法的另一种类型

宪法的政治修辞功能是其并行于人权保障、权力制约功能的另一面的功能,即观念形态上的政治正当性功能。宪法的政治修辞具体表现形态有:以专门条款确定国家符号,在宪法序言中诉诸普世价值、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以特定条款修饰制宪权,政治独白式的宣告或认定。因此,"宪法何为"便可归结为实践层面的政治规范与观念层面的政治修辞,这便是宪法的两种面相。宪法在功能上必有侧重,其到了极致处,则造成宪法的两种类型。     

期刊文献话语背后

以《文艺学习》作为目标期刊,聚焦期刊文献话语进行广义修辞学研究,描述60多年前意识形态宣传和文艺创作与接受关系中的期刊身份、功能及修辞策略,考量历史语境中文艺“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展示文艺研究和修辞研究边界移动所开放的场域,阐释《文艺学习》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及其思想动员传递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可控的言内行为如何产生不可控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广义修辞学视角的探索为换一个角度观察与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提供一种可能性。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叙事行为的“用名”与文化身份的权力分析

人类的叙事行为是叙事者的意识形态的体现。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的同时 ,创造性地阐明了作家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其意义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行为的历史神圣性的颠覆 ,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秩序的揭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 ,“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 ,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