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所有制与海外股权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首次采用上层梯队的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股权并购份额的影响因素,并且引入了企业所有制的调节变量。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108项海外股权并购的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任期、职务、性别和年龄异质性与海外股权并购份额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民营企业所有制能够负向调节任期和职务异质性的影响,正向调节年龄异质性的影响。不同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需要调整和影响企业高管团队的构成,从而促进海外并购决策。     

中国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程度——基于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的决策与执行会对企业国际化等战略决策产生很大影响,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风险与问题越来越多,高管团队的特征也受到学术界和商界越来越多关注。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共312个观察值作为研究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和职业背景异质性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任期异质性及职业背景异质性对国际化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外部资源与企业转型:以高管团队异质性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

外部资源的多样性、规模以及质量对企业转型有正向的作用,高管团队职业经历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对上述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转型的初期,由于企业战略及资源利用、整合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稳定,因此,高管团队本身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作用机制将对企业转型成功与否产生显著影响,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此阶段应成为构建团队的一个重要考量。     

水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1-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水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企业水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其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该影响中,机构投资者整体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无显著的调节作用。     

城市高铁建设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基于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其辐射范围约为20千米;其次,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数字化市场准入门槛、提升数字化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数字化管理战略而实现的;再次,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高速铁路的微观经济效应,也可为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企业高管团队的人际信任违背研究

通过对中国企业高管团队人际信任违背影响因素的理论梳理、问卷调查与分析讨论,结果表明:组织、团队和个体层面的各项影响因素均对企业高管团队人际信任违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高管团队人际信任违背的主要影响因素以组织层面因素为主;对三类不同性质的企业,国有企业个体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民营企业组织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合资企业团队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大.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制度压力、高管团队支持和ERP应用——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从信息系统的应用实践出发,基于新制度理论,研究制度环境、高管团队支持和组织信息系统应用之间的互动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113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环境中的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对ERP系统的应用有正向影响,而强制压力的作用并不显著;制度环境中的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和高管支持正相关,而高管支持对信息系统应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高管支持在制度环境和ERP应用中起部分中介效用。     

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粘性——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智能化转型水平指数,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智能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且抑制效应具有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主要通过纠正管理者乐观预期、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以及降低调整成本来抑制劳动力成本粘性;智能化转型对企业普通员工劳动力成本的调整影响显著,对高管人员的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智能化转型的作用更加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人才强国战略视角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微观企业作为我国人才力量集聚地,在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强大的优越性。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人才作为关键资源对企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高管团队作为一种新型人才核心群体,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业和海外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高管团队金融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财务柔性、内部控制质量和技术创新分别在高管团队职业、海外和金融背景异质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不同使两者的关系产生一定差距。此研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其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合理组建和优化高管团队人才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 2009—2011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

由不同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的管理者成员参与决策的企业盈余管理,严重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者保护,因而备受研究学者和监管层的关注。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分析了不同管理者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管理者年龄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负相关;管理者教育背景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