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选用2009-2014年A股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种具有差异性的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细分为市场社会资本与等级制社会资本,研究在不同社会资本下,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高管股权激励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高管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同。市场社会资本负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等级制社会资本正向促进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高管激励调整、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其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与调整是决定公司风险防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调整、高管激励方式由现金调整为股票期权、高管激励调整次数上升均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会计信息质量在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激励调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而非衰退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设计合理的奖惩制度,并适度调整契约条款,进而防范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融资约束下高管激励机制与中小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基于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的对比视角

以2011—201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差异化情景下高管激励机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趋紧,单一高管激励机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反向效应,货币薪酬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股权激励的抑制效应不断增强;在高融资约束下,单一股权激励抑制效应显著高于货币薪酬激励效应,组合激励机制却呈现更显著的激励效应。基于此,面对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应优化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强化制度短板的绩效考核、营造积极的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氛围,聚力内涵式发展。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企业寻找生机和出路的必要条件,在当代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选取2006-201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与企业的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说明股权激励政策作为一种长期绩效机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下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股权激励的类型进行区分,结果发现严格的激励型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严格的福利型股权激励对于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制定与企业创新领域之间的文献,为股权激励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性建议.     

终极控制人、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基于古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公司其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同.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我国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运用股权套现对削弱股权激励当前价值、预期价值或对公司技术创新有影响作用.而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地方性国有上市公司较中央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当前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强,预期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

证监会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对高管授予股权的激励效果如何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鉴于此,笔者在详细梳理高管股权激励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学者们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融资成本、投资方向等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影响高管离职率、财务舞弊行为及抵制企业被接管等高管特殊行为的争议观点进行深入对比,并探寻国内研究下一步的拓展方向：探究股权激励对高管动机更深层影响,尽可能解决股权激励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理清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     

高管薪酬合理性问题研究综述

高管薪酬一直都是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上"天价薪酬"的频频出现以及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长,使得人们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问题更加关注。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东价值。不同的研究者立足点不一样,研究角度也不一样。总的来说,一方面,在以往的文献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对高管薪酬的文献比较多,但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深入研究的很少,主要集中在控股股东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上,且大部分是以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私有产权控股公司,更少涉及将不同的产权性质联系起来相比较,且没有考虑产权特征以外的其他控股股东特点。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公司控股股东对高管薪酬合理性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往的文献较多从薪酬和业绩的相关性等方面着手研究高管薪酬,较少从公平的角度着手研究,以后可以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高管薪酬的内、外部公平性、薪酬管理如何实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参与公平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更好地为实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提供理论、现实依据和政策建议。     

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作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创新性和成长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性。研究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持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有显著负向影响,股权激励强度在适当的区间内对公司成长性有正向影响。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需要在高管固定薪酬基础上,加大高管薪酬中权益薪酬的比例,但同时需要尽量避免出现股权激励过高的"确定效应"。     

高管权力与激励薪酬操纵研究

为了研究高层管理者的权力与其激励薪酬设计的关系,对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行为进行了理论建模,得出的结论是：高管权力越大,高管薪酬对事后表现更好的业绩指标具有越高的敏感性;并且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重要性越高,企业业绩的波动性越小,高管持股比例越低,高管通过操纵获得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大。以1998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从而为高管谋取权力薪酬的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并且从新的角度识别了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具体方式。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创新绩效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的特征出发，探究了高管过度自信、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增加企业创新绩效，而高管过度自信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管控制权、隐性保险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高管控制权与银行风险承担作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控制权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高管控制权较小的银行,相比高管控制权较大的银行,承担的风险显著较高;银行业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高管的风险意识,高管控制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趋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引发高管权力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负效应,并进而损害银行的长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