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监管政策影响了债券评级质量吗？——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近年来,减少金融监管对信用市场的干扰已成为我国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通过构建包含监管部门、评级机构和债券发行方等主体在内的三阶段博弈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监管政策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部门提高债券评级要求会导致市场充斥大量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为了增加评级收入,评级机构会给出虚高评级。在此基础上,基于2017年4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交易所债券市场上信用债券质押入库资格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15—2019年我国企业债发行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监管政策调整对债券评级质量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提高债券资格门槛会助推债券评级上升,但政策实施前后债券的利差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即监管政策调整助推了债券评级虚高。因此,监管部门需改变通过评级结果来识别债券风险的传统监管思路,应尝试构建多元化的信用监管机制。     

债券评级机构的甄别能力差异——基于企业盈余管理视角

在信用债市场,很多企业难以获得AA级以上信用评级,无法顺利进行债券融资。这些处于发行条件边缘的企业有较强的粉饰报表的动机。本文以2010～2020年发行的公司债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债券发行前的公司盈利质量,以及评级机构对于盈利质量的甄别能力。实证研究发现：处于发行边缘的AA级发行人相比其他企业有更高的盈余管理水平;相比发行人付费评级,独立评级机构能够更有效地识别企业发行前的盈利质量;独立评级显著低于发行人付费评级,且评级差异越大,债券的信用利差越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应当关注企业债务发行前的会计报表粉饰行为,降低信用风险,同时鼓励独立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     

基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研究——来自机器学习方法的经验证据

债券市场安全涉及国家的金融安全,近年来因我国债券违约频发而备受关注。基于我国债券市场特征、财务困境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变量并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可构建一批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对比传统统计方法构建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基于机器学习构建的债券违约预警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准确度。第二,在使用财务信息变量的基础上引入非财务信息变量,债券违约预警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大幅提高,表明非财务信息为预警模型提供了有效的增量信息。具体来说：(1)作为债券市场重要的“看门人”,审计和评级机构都能提供债券违约的预警信息,但违约前一年审计意见提供的预警信息的重要性高于信用评级提供的预警信息;(2)发债企业的所有制、上市状况及其所属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社会资本和营商环境对于债券违约预警具有重要作用;(3)货币政策信息对于债券违约预警也具有重要作用;(4)预警模型帮助投资者大幅降低“踩雷”的概率,极大提高了债券投资的安全性。     

注册会计师审计在企业债券发行中的作用研究——以五洋债欺诈发行案为例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与此同时,信用类债券的违约率也显著上升。注册会计师审计若未尽勤勉职责,可能导致承担债务违约的连带责任的后果。企业去杠杆和政府取消损失兜底的政策使得企业债券发行的违约成本激增,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风险随之上升。采用案例分析法,回顾和分析“五洋债”欺诈发行事件始末,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债券发行期和存续期阶段中均未充分发挥鉴证作用和监督作用。具体而言,发债审计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存在缺陷,在债券发行期内未有效识别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最终导致“五洋债”不合规上市;在债券存续阶段,会计师事务所未按规定对发债企业实施审计工作和出具审计意见,导致投资者风险敞口持续扩大,最终损害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信力。本文旨在揭示企业债券发行全过程中审计作用的缺失,提示会计师事务所应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严格遵守法律和行业监管政策,充分发挥审计职能并降低自身风险。     

信用评级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是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通行证。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发展快,且具有特殊的评级要求。基于这一特殊背景,以2008—2017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可研究信用评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评级越低,负债水平和净负债发行额越高。(2)低评级企业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提高负债水平,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供给意愿上升;而高评级企业则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资本结构。(3)当评级展望为正面或评级真正下降时,企业会降低负债水平,评级展望为负面或评级上升则对负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省级政府信用评级报告为例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以2014—2017年省级政府发行债券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为样本,分析了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债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认为,政府债券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不足,财政管理失衡导致不同政府会计指标的披露水平参差不齐,财政实力不均导致不同地方政府选择性披露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缺位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因此,应当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以规范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加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以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城投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减少城投债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14～2016年新发城投债中7年期公司债为样本,将政府财政及债券等个体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以宏观因素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债券个体因素对县、市和省级城投债信用利差均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的影响随城投公司所属行政级别升高而升高;地方政府财政因素对各行政级别的影响方向相同,由于城投公司资质存在差异,政府财政因素对低行政级别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不同行政级别下,各类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略有不同,城投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与评级情况和发行规模都呈负向关系,系数绝对值随行政级别的升高而降低,企业自身财务因素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使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在投资前利用多种指标估算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城投公司也要注意合理设计发债规模,使自身融资成本达到最低,监管机构加强对低行政级别城投公司债券发行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引导,以此促进解决城投债问题和推动城投债公司合理发行债券。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与企业信用评级

为了更直接地向投资者提示信用风险,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颁发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规定,企业在公开发行债券前必须先获得信用评级.随着信用评级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影响力的提高,企业对获得较高信用评级有了更大的动力.企业要想获得更高的企业信用评级,就要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而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是降低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数据,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的经济后果研究扩展到信用评级市场,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运用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检验法检验审计意见在内部控制对企业信用评级影响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信用评级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审计意见实现的,即审计意见在内部控制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根据研究结果,从投资者控制风险、评级市场准确评级、企业优化自身治理、政策制定者积极监督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市场反应

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我国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后市场没有出现显著负的反应,与股权再融资的市场反应明显不同,与国外可转换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有差异。政府的奖优政策是可转换债券市场反应特殊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欧盟与美国债券市场溢出效应研究——欧债危机背景下国债收益率的视角

基于2009年1月26日至2013年1月31日的日数据,通过对中国、欧盟以及美国政府债券日收益率建立三元VAR-GRACH-BEKK模型,从均值与波动两个角度对三者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次贷危机还未远去、欧债危机又全面爆发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债券与欧美政府债券之间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但三者间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监管部门应在保证资本市场稳定、防范金融风险传播与冲击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并放开国内债券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研究

运用GJR-BEKK-GARCH模型和风险溢出指数方法对中国2005年7月22日—2021年4月2日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做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间具有广泛而显著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溢出效应,负向冲击引起的波动大于正向冲击;样本期间金融市场平均风险溢出指数为25.5%,风险溢出方向具有非对称性,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是风险的净溢出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是风险的净接受者;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指数具有时变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外重要政策颁布和风险事件爆发期间金融市场风险溢出效应明显加强。     

资产证券化中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及对策

无论从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流程,还是从资产证券化资产发行结构的本质特征来说,信用评级机构都对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与之相反的是,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这势必影响到我国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所以在短时期内,要使得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挥其功能,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走与国际合作的道路.     

审计师处罚的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证监会2001—2018 年对审计师和事务所的行政处罚事件,运用事件研究法与回归分析法研究了行政处罚是否对除涉案公司以外的被审计客户的股价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师(及事务所)处罚事件发生时,资本市场对受处罚审计师、同组审计师、同所审计师的审计客户均做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甚至还能观察到涉案公司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的市场负面反应,更全面地证实了审计师处罚的市场溢出效应。研究还发现：处罚引起的市场溢出效应,随着与受罚审计师的联结降低而衰减,具有“差序格局”现象;市场溢出效应程度受到事务所处罚力度和客户产权性质的影响。该研究对审计师执业与审计师选择带来了警示,对审计师监管部门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同时金融机构为谋求暴利发行大量的高风险次级贷款,而其在流通过程中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特殊地位造成对其不公正的评级,当房价下跌时引起了各金融机构的连锁反应,随着金融巨头的纷纷破产和亏损,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国内流动性过剩以及处于起步阶段的信用评级机构敲响了警钟,所以应尽快完善金融制度和社会制度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0年1月—2020年12月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公司债和企业债,利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增强市场套利动机,可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二是通过增大企业信用风险和资产抛售机制,可推升债券信用利差。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一种正U型关系,但在国企债、高信用评级债券样本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这种正U型的关系会被显著削弱。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地区创新绩效——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用于地区创新绩效的理论机理、空间规律及影响效应。以2010—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地区创新绩效提升，且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空间外部性和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相较于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发挥了更强的推动作用；（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间存在基于地区吸收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