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

从《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起义的纲领或口号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梁山起义的性质,针对学术界在《水浒传》评论中普遍公认的“农民起义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认为把梁山起义定性为农民起义是片面的,梁山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     

20世纪《水浒传》思想研究及《水浒传》思想论析

纵观20世纪《水浒传》的研究,对其思想认识的主要观点是农民起义、市井写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忠奸斗争等,其中农民起义和市井写心的观点是《水浒传》认识的主流。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到,《水浒传》所表达出的新思想核心是夺回被剥夺,索回人权,要求平等。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名著所反映的新思想,在整个古代封建专制王朝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所反映的思想在它们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是古代中国极其珍贵的文学思想贡献。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不是农民起义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什么性质的起义,这本来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家喻户晓的《水浒传》描写了宋江起义,在庸俗社会学泛滥的情势下,文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水浒传》描写的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人们对历史上的宋江起义     

论《水浒》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它的创作思想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不少研究《水浒》的人认为,施耐庵写《水浒》是为了歌颂农民起义,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甚至称这部书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施耐庵写《水浒》是站在地主阶级招安派的立场上,把小说当奏折,为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如何绞杀农民起义出谋画策的。我们知道,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象秦、汉、隋、唐、元、明等著名的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所摧毁。因此,     

评《李文学起义》

《李文学起义》(以下简称《起义》),由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写,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内容系反映清成同年间,云南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反清斗争事迹。 为歌颂农民起义,尤其是历来反映甚少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义》编者能够收集资     

晁盖试论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它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作为反衬也写了晁盖。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水浒》作一些剖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是钻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叛徒,晁盖是梁山起义事业的奠基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坚持农民革命路线的代表。     

论水浒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毛主席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水浒传》正是一部以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为题材的英雄史诗。它真实地、艺术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农民革命队伍的形成、发展壮大和失败的全部历史过程:深     

《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传播学分析

《水浒传》中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攻打官府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古往今来争论不休。古代文人多认为是忠义行为,也有部分正统文人认为是叛逆造反;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农民革命的说法,之后这一说法成为主导,似是不易之论;到了80年代才有人开始提出流民起义、忠义之举、武侠行为、反叛法律等非农民起义的观点。基于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学术界关于《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是一个假命题,由于人们的错误理解而进入《水浒传》研究的范畴,再加上我国文史不分的传统、阶级分析法的引进和政治形势使然,使得这一命题的研究俨然成了现实中《水浒传》研究的必然议题。     

李逵之死的教训

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史册上,有多少革命志士,挥枪奔战场,在同敌人的搏斗中血染沙场;有多少起义将士慷慨赴刑场,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捐躯。坚贞不屈,堪称壮烈。但《水浒》中的农民革命起义将领李逵,既不是死在战场,也不是死在刑场,而是在封建皇帝招安后,被其“结义哥哥”宋江亲手用毒酒毒死。就这样,这个忠于农民起义,坚持革命路线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在叛卖农民革命成果,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叛徒宋江手下,默默地、     

历史真水浒——梁山众英雄的另类结局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描写了宋徽宗统治末期的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随着电视剧《水浒传》的热播,宋江与梁山泊英雄好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形象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而随着最近吴越品水浒、tegic点水的对台戏的pk,更是使他们成为人们交谈的话题。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及梁山泊起义,真的那样“惊天地,泣鬼神”么？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胜一筹。它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艺术上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毁灭的完整过程,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一幅古代农民战争悲壮的历史画卷。它虽属于英雄传奇的性质,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较强,却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切近现实生活;它们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阳刚之美,但《水浒传》的艺术描写已开始由粗线条勾画向细致描绘发展,有更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已经基本形成。     

《水浒》究竟写了些什么?

《水浒》究竟写了些什么?传统的说法是写农民起义的.近年来有人说是写市民起义或市民斗争的,也有人既反对“农民起义”说,也不同意“市民起义”说.我以为,要确定《水浒》究竟是写了什么,需从以下几个问题来考察,即:(一)梁山这支义军首领的组成成份;(二)义军的纲领、口号;(三)义军的活动场所和范围;(四)义军的斗争对象;(五)义军的其它行动.而这几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把它们弄清楚了,《水浒》究竟是写什么的问题,也就昭然若揭了.     

司马迁写《陈涉世家》是想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吗?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地主阶级的杰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所著《史记》一书,无论在古代史学还是文学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其突出成就之一,就是把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不仅与商汤、周武并提,并且列入《世家》,比较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第一次气壮山河的农民大起义过程。对司马迁写《陈涉世家》,     

秦末起义是以农民起义为先导的全民大起义

“秦末起义是一场农民大起义”,这是史学界迄今为止的定论。纵观秦末大起义的全过程,我认为应当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期是农民大起义,后期则转化为全民或日全社会大起义。至于推翻秦王朝后的楚汉战争,显然已不属于反秦起义的范围。因此,秦末反秦起义,只能说是一场以农民起义为先导的全民大起义。其实,司马迁对此在《陈涉世家》中写得很明白:陈胜“将数百之众,转     

《水浒传》之李逵人物形象分析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有关于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起义英雄形象，而其中“莽李逵”的形象最为鲜明突出。但李逵不纯粹是一个草莽英雄，他莽撞却不失孝顺，残忍却不失忠心，反叛却归于无奈，堪称梁山第一好汉。     

论罗贯中与农民起义

罗贯中为实现有志图王的政治理想 ,曾亲自参加农民起义 ,图王不成而致力于传神稗史。罗贯中所创作的一系列稗史小说 ,皆以农民起义为基本题材 ,又以农民起义的模式与思想 ,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蜀集团进行了生动描写与深入思考 ,使其与《水浒传》一样 ,都对后世农民起义产生积极影响 ,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罗贯中是文学史上写农民起义最多的一位小说家 ,其以农民起义为基本题材的创作思想 ,值得学界积极关注与深入研究     

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虽然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性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的是投降主义路线,不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那个被吹捧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是个投降派的典型。《水浒》这部书极力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就是:北宋王朝的皇帝们,一个个都是“明睿圣君”。在他们统治之下,“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直到宋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断地爆发农民造反的事情呢?原来不是别的,只因“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有高俅、蔡京、童贯这帮乱臣贼子蒙蔽了天子,残害“忠良”,才逼得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因此,《水浒》中把宋朝皇帝写得好象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赵氏天下,他们“爱民如子”,是人民的“救世主”,贪官污吏的一切罪恶都和他没有关系。农民造反,不是反对皇帝,只是反对高俅、蔡京、童贯等这种乱臣贼子就够了。于是那个被作者安插到梁山起义农民第一把交椅上的宋江就无比地忠于皇帝了,无比地忠于封建国家了。你看他怎样一再表     

关于清乾隆阳谷王伦起义史料

《大众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第四版上载有王洪志同志所写“一次未列入正史的农民起义”一文,对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山东阳谷王伦起义“正史未记载,只能从旧《县志》和一些私家著作中查到一些资料”的说法,据我们所知,这是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和不准确的。 山东阳谷王伦起义是清代一次著名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决不应说“只能从旧《县志》和私家著作中”才能查到一些资料。《清史稿》本纪十三·高宗本纪中就记载了这次农民起义。对当时清王朝镇压这次起义的一些官员,如大学土舒赫德,山东巡抚徐绩,直隶总督周元理,总督衔河南巡抚何煟等人,在《清史     

造反环境转换为执政环境后的“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我见

重新审视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可以看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乡村精英中的失意者。研究起义原因要重视对乡村中中坚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同乡村社会矛盾的研究,重视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或是民变问题,应该把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精力转移到社会史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