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的功能、作用和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法治代言人的现代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功能是现代司法的应然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权在宪政结构中对权力的制衡调控功能和对权利的保障协调功能。司法法治功能的实现对落实宪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作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将法治功能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性、时代特点相结合,发挥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平衡宪政论纲

宪政平衡理论假定冲突具有普遍性,并以冲突范式作为其基本分析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有限理性、人的不完善性、中产阶级、规则至上、共和理念、宽容精神构成了其理论基础,而对抗与妥协、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权力分立与政体结构、联邦制与单一制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范畴。     

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

尽管各国采用的违宪审查制的类型不同,但建立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是共通的.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作为违宪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违宪审查制国家的共同认识;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最高法规性的基础价值所在,也是近代宪政的真正目的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违宪审查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公共财政审计

基于当前我国行政权一权独大的具体国情,宪政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既在于减少和降低政府行政权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权重,又在于完善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机制。公共财政审计是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权,它与民主宪政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公共财政审计的法治功能,在制度与机制的安排上,须建构立法型审计模式,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完善审计法律体系。     

转型国家的宪法审查制度之管窥

在经历了第三波民主潮流之后,许多转型国家都选择了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宪法的保障。由于受到不同国家的影响,加之本国的特征存在差异,它们建立起形式多样的司法审查机制。这些宪法审查机制在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上都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指出:虽然我国并未采取司法性宪法审查模式,然而学习与研究这些国家的宪法审查机制对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乃不无裨益。基于我国目前的宪法审查制度建构,我们可以从组织机构、权力运行以及文化建设三方面借鉴转型国家宪法审查的经验,推进我国的宪法审查制度实践。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论“一国两法”与特殊单一制

本文认为,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国家结构形式将自然地从一般单一制过渡到特殊单一制。作者预测了特殊单一制三个特点:(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一般又特殊;(二)特别行政区权力既有小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的一面,又有大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甚至近似于邦联成员国权力的一面;(三)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既是中央授予的,又是宪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作者由此断定:只有这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符合我国今后特殊国情,才能既有利于促进和巩回国家的和平统一,又能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以联邦制模式求统一,虽然也是一条可供考虑的思路,但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以邦联模式求统一,不仅不能统一,反而会强化和固定分裂,是一种倒退和反动。作者探索了特殊单一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主张以“一国两法”和大宪法来体现和维护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司法哲学的本相

司法哲学是法官涉及法律、司法和法治认知的一套综合性理念和思维,而决定法官司法哲学的是其司法权认知。传统的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无意志,是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政制理念;现代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有意志,认为司法权系一种权力存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就建立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司法哲学与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法官应尽可能地适用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当以克制适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为司法哲学之基本要义和最高原则。     

宪政视野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

在法学解释中,弱势群体实质就是权利弱势群体。宪政的主题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弱势群体问题属于宪政的重要内容。平等权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宪法救济对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宪政的逻辑与权力的规范——《宪政与权力》评述

<宪政与权力>是周永坤教授研究宪政下权力配置与规范的新著.该书致力于中国宪政逻辑的转换和公法的现代性转型,在论述了宪政与权力的一般问题之后,着力于研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间相互牵制,适度渗透的合理关系.论著将思考的重点集中在对具体权力的规范和宪政社会权力的具体配置与运作上,它是作者对中国宪政实践同题的反思和对权力理论深入探索的结晶.     

比较与反思：论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完善

行政诉讼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国家基本权力形态,是行政监督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与行政诉讼体制有密切关联性,因此行政审判机构的组织结构、审理程序、人员配置对司法监督行政权的效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完善,应对域外行政审判组织相关状况进行考察,通过比较与分析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体制的不足,才能明晰我国行政诉讼体制完善的思路。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民事执行权性质再认识

民事执行权性质的界定决定其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司法权定位,并揭示出其区别于民事审判权、行政执行权、刑事执行权的内在运行机理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司法强制性本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民事执行整体系统效率价值的基本取向,使"统一管理"体制成为以执行实施工作为核心的民事执行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据此,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也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转型期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中国问题解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背景下,由于理念的不清晰和制度的滞后,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存在的张力,具体表现为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影响力,司法权力对新闻自由有压制力,这样的张力影响了二者本应具备的和谐共赢的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和谐共赢,对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力量的高效发挥,具有基础作用,十分重要。应当从新闻媒体的自律、司法权力的依法行使,以及必要情形下司法权的容忍与让步等几个方面的强化,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互相促进共赢的目标。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     

宪政:价值、形态与表现方式

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规范政治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之目的;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置换成法律问题,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形式解决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而其常规表现则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方式。     

"大部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大部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构想之一,即将在新一年两会上成为实施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中国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的需要,基于国家宪政建设根本地位的考虑,以及中国社会实践亟于加强必要而科学的监督,"大部制"改革不仅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利益分配,涉及宪政人权保障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的选择,而且涉及对改革发展中"党政分开"成果的坚持,以及国家权力监督制度的强化.为此,本文拟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大部制"的推进和实践略尽绵薄之力.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