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乐府诗表现功能

(一) 绪说诗人心象与表现样式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部分则是考察这一问题最恰当的领域。其依据(1)一般说,中国中世诗歌已涉及到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各种要素,这一时期诗歌已受到相当严密的韵律制约。(2)特别是唐诗,由于古体同近体、绝句同律诗、杂言同齐言、乐府诗系徒诗系等诸种相对立要素的复合,从而组合成各种各样诗型,具有特定的色彩和感觉。(3)为世人所公认的李、杜、白所代表的具有个性或个性强烈的诗人们,作为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自我的证据——他们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个性倾注于诗歌之中。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论唐代的情爱诗创作

唐代诗歌作为一代之文学,历来受到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家的重视;唐诗中的情爱诗作,名篇佳制如满天繁星,令人目不暇应,对其鉴赏者大有人在,但对这样的唐诗重要题材内容,研究界至今尚对其总体面貌把握不多,使人不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本文试从总体上对唐代情爱诗创作的创作队伍、兴盛原因、主要题材内容及其艺术特色做了初步的全面探索,从而从总体上确证了其在中国诗歌艺术史尤其是情爱诗创作史上的地位.     

可喜的探索——评《唐诗今译集》

翻译难,译诗尤难。用现代规范的诗的语言,来再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唐代诗歌艺术的风貌,更是难上加难。人民文学出版社却知难而进:编辑李易同志约请海内知名的唐诗专家、新诗家、诗词作家、研究及教学人士150余人,大胆、谨慎地开始了探索,相当成功地将一本42万余字的《唐诗今译集》奉献在读者面前。《编辑说明》指出:“这将有利于引导唐诗初读者去窥探唐诗的宝藏,有助于唐诗爱好者去进一步欣赏唐诗的精粹;而古典诗歌研究者也会从其中受到新鲜的启发,新诗创作者也会从其中得到传统的借鉴,”读完全书,我认为它于此确有所开拓,确能使广大读者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一窥唐诗的风采。以诗译诗,不仅要透彻理解原作,把握原诗的意境、风格,而且要采用恰当的现代诗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出原诗的神韵。因此,成功的译诗都必然是一次高水平的再创作。例如,王昌龄的《出塞二首》(其一),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唐诗美学论纲

把美学引进美的各个领域,是美学研究的必然趋势;研究唐诗美学是开拓唐诗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深入。一般诗歌美学所说的形式的精美性、可感性、确定性、层次性,内蕴的丰富性、含蓄性、复杂性、虚幻性等等特征,在唐诗都有明显的表现。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菁华,在长期的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诗歌)、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的孕育下,在唐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生活形态、哲学宗教信仰、社会习尚和心理、伦理道德观念、美学追求、以及唐代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影响下,形成独特的韵律美、构图美、情致美、意境美和哲理美。本文要探讨这些美的特征、相互关系和形成的原因。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考察

在中唐诗歌新变背景中,刘禹锡诗歌的创变特色并非特别显著,其诗歌的艺术个性体现为继承唐诗传统的典雅、宛畅、优美、蕴藉的审美特征,在保留传统唐诗诗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审美的形式来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他对唐诗传统审美特征的继承有创作主张、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的诗歌独具内在气骨,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使其诗和其他标举“雅正”的诗歌有了显著的区别,理性沉思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品质。     

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     

从清季宋诗运动探寻中国古典诗学特征

本文从多种角度来考察清季宋诗运动的理论意义，由此探寻古典诗学重要特征。认为，宋诗运动选择了富有变化的活性的宋诗诗艺体系既是古典诗学的更新，又是古典诗学的凝聚。其诗论深濡封建义理诗教，操握古典诗艺法式；追求脱俗人格，表现诗美本色；顺应诗歌的表现惯例，又力求诗艺的通变创新；学古以丰富养份，读书以修炼诗式，建构起“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理论框架，体现了集人品与艺品、才情与学理、唐诗与宋诗、诗歌与散文为一体的美学意趣。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

在唐诗研究领域,闻一多以他敏锐的目光、丰富的想象以及异乎寻常的对美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拓宽了后辈学者的视野。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本人独具的诗人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人选唐诗与唐诗流传考

唐人选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关注和研究唐诗,因而与唐诗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其中,唐人选唐诗与唐诗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唐诗的广泛流传是唐人选唐诗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唐人选唐诗又进一步影响和促进了唐诗的流传.     

《三国演义》与小说诗文渊源关系研究述略

虽然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古小说和诗词文赋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影响,但真正对此展开研究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世说新语>和唐诗上,研究者涉及的相关小说、诗词曲和文赋还极其有限,现有研究成果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也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和唐诗观

本文立足闻一多的生命旨趣和治学精神,分析其新诗理论与唐诗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其古典诗学研究构成新诗理论的基础,而新诗理论是对传统诗学遗产的扬弃,其对唐诗的研究成为现代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诗选本学。     

20世纪以来宋代诗话研究述略

2 0世纪以来 ,宋代诗话的研究在整个古典诗话的研究中形成了自身一定的特色 ,具体体现在对诗话的整理、专书专家研究的开展及一般综论性研究之上。此三方面彼此渗透 ,共同推进 ,最终使宋代诗话的研究成为古典诗话研究中的重头戏     

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

唐人已有很强的传播意识,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传播唐诗。手抄是唐诗在唐朝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和传播的另一主渠道,歌伎演唱使诗歌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而选编诗集以及刊版印行则保证了唐诗得以跨代流传。     

感时抚事 哀乐悲舞——杜甫乐舞诗的主观情致与客观表达

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丰富、涉猎广泛,浸染于繁盛的唐代乐舞文化之中,他以其敏锐的诗人气质与醇厚的乐舞素养,通过乐舞诗创作感时抚事,哀乐悲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代乐舞文化的深遂内涵。     

唐诗的口语化倾向

语言学家认为,汉魏时期书面语中已现古白话的萌芽,经过隋唐的发展,至唐末五代首先在佛教领域出现了基本以白话叙事的变文作品,并为宋代白话书面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在世俗文体中,白话的发展同样值得注目。唐代古文运动以复古相号召,"三代以下书不读",语体的文言化超越魏晋。但在诗歌领域则完全不同,唐诗的口语化十分明显,宋词的语言正是唐诗口语化的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