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政制度的确立及在中国的有效实施

依法治国首先依宪治国。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则是宪法的实施。发达国家在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运行体制同时 ,在积极构架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宪政的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同样需要依宪法治国 ,实施宪法 ,使宪法转化民主的宪政 ,达到规范国家权力 ,保障人权 ,推动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目的。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洛克对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贡献

洛克的宪政理论对英国近代宪政制度的意义在于 :运用流行的自然法学说为新兴政权提供理论基础 ;汲取传统中“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等合理内涵 ;发展古代分权论、混合政体论以及制衡观点 ,奠定了英国独特的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础。     

宪政精神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约束公共权力、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应表达观念性的宪政精神,体现民众的主体意识、宪政态度和宪政情感,蕴含一种正义性的现实关怀和世俗性的终极关怀。近代中国宪政努力的失败,正是因为宪政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缺失。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     

宪政视野下的人大质询制度

人大质询制度与我国宪政制度紧密相连,随着宪政制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大质询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与机制,是行宪的制度保障,是权力监督的制度安排.但是,人大质询制度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常态稳健地运行,究其根由,盖因为宪政观念的淡薄和质询宪政制度的局限.因此,实现人大质询制度从非常态运行到常态运行,必须强化宪政理念,完善制度架构.     

近代中国立宪的契约性流失

谈判与协商、宪法至上、和平化与司法化,同构了宪政的契约性。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却表现出了宪政契约性的严重流失,从而导致了宪法的虚文性。     

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移植和失败探源

著作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晚清政府同美、日、英国的知识产权谈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著作权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唯一的路径选择。著作权制度移植失败表明,在移植西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应着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发展,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内在的需求动力,这样才能使知识产权这棵人类智慧之花在近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工具性的宪法和宪法的工具性--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为视角

近代中国宪政跌宕起伏,多灾多难。在纸面上的宪法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在价值追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清末预备立宪首开恶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因人立宪,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南京国民政府以党代政,本应弘扬民主政治、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被当成改变国家的工具,变成当权者手中的玩偶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制胜利器。此种工具性宪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中国的宪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呼唤新宪政,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民主政治应当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国近现代宪法“神话”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

近现代以来,中国改变了皇权至上的政府组织形式,制定了宪法,建立了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该过程是一个现代社会宪法神话的确立过程,即宪政观念在此过程中逐渐与它所附着的文本性规则分离,使后者主要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而存在。它是世界范围内,源自西方社会的宪政体系制度化的结果,也是该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基于法律与政治制度的一种逻辑分析

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尽一致.从政治制度自身的内在逻辑来看,宪法属于政治制度;从历史生成逻辑来看,现代宪法(或现实宪法)早于现代国家而产生,也早于其他国家政治制度而产生;从与其他政治制度的确立和权力授受逻辑关系来看,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依据;从自身内容来看,宪法是当代中国其他一切重要制度的法律依据.宪法是当代中国根本政治制度.     

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

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始于２０ 年代中期李金发创作的出现,３０ 年代达到理论分析的高度,４０ 年代“九叶”理论家再把它推向新的层次     

试论近代中国的非孝与拥孝

孝道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非孝者并非反对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而是认为传统孝道主恩,使子女丧失独立人格;孝道造成了中国家族本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孝道中的亲亲原则,不利于建立法治国家;孝道中的移忠作孝,成为帝王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主张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爱与平等的基础上,父慈子孝应该是对应的。而拥孝者则认为孝道是道德的本源与起点,孝道的根本精神在于珍重生命,激发人们爱与感恩的情感。父慈子孝是道德义务,而非对应的权利。正因如此,就不应该因为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偏颇,或被帝王利用,就根本否定孝道。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近代中国宪法的发展轨迹

众所周知,宪法对中国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几十年间,宪法随着政府的更迭在中国大地上如走马灯般变换。这些宪法都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宪法的交替也反映了宪政在中国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近代中国的邮购事业述评

我国的邮购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新式邮政事业的发展而兴盛的一种商业贸易方式.学界长期对此缺乏研究,甚至有一些舛误.通过梳理近代报刊资料,厘清邮购的起源、发展阶段、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而说明:邮购源于晚清时期民间盛行的函购业,因邮政同民信局的业务竞争而出现,自20世纪初在国内大中城市中流行开来,邮购逐渐成为民族企业发展竞争的有力手段,不少企业增设了邮购部,甚至提供邮购储金服务.另外,近代邮购还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沟通地区间资源流通的有效途径,是近代商业中的一大景观.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是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催生剂,也是作家作品生产的重要载体。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经验,特别是总结近三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将会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整体性提升。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研究的理论自觉,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则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