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巨大转变。处此巨变中的人文学,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亦有不少转机:在日渐"分离"的大学校园,社会科学发展迅猛,人文学则越发退居边缘,风光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由于十年来的大学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与"国学热"形成相互呼应之势;而各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虽仍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但均以"人文学"为知识传授的核心,也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文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程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的改造,各类学术工程和评审文化在大学里大行其道,其发展日趋数字化、模式化,使人文学特有的灵性和精神受到损害,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     

什么是人文学

本文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有悲剧感的文化背景;作者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强调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     

中国经验:哲学与人文学的沟通何以可能——兼论人文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

中国古典学术自来就有以文学(包括艺术)、哲学、史学作品等诸种人文学术形式明道、传道的传统,其明道、传道使用的是广义的"意象语言".中国人文学的意象语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与隐喻陈述,它们构成中国人文学文本的基本单元,并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交错使用.人文学可以明道与传道,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此乃基于宇宙万物"道通为一"的原理.在人文学的文本中,这种"道通为一"以转喻、提喻与讽喻的方式出现,它们分别与史、诗、思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叙事风格相对应.     

孟子论“勇”——兼论一种儒家人文学的视野

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以气配道与义而论出"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但现代人文学却无视孟子这样的往圣先贤对"勇"所做"质"上之论,而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些思想流派中寻求"人文"的开端,难免做些无"质"之"文"。不光论"勇"是这样,整个人文学的现状也都是这样。儒家在人文学中的全面缺失,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无"质"的人文学,是皮之不存、毛却附焉的古怪之学。所谓儒家人文学的视野,便是旨在恢复一种与"质"相称的人文学视野。     

论"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

“人文学”、“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三者是可以区别的;“人文科学”不仅仅是个“类称”,同时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人文科学”的当代建构,是人文主义传统演进的必然发展趋势。     

人文学:科学之外的智慧与学问

学问分科学与人文学两类。人文学与科学在对象、方法、取向、功能、标尺五个方面均存在本质差异。这说明,人文学不是科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的关系。人文学与科学的真实关系主要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体现。哲学与科学在历史中虽有过短暂,中突,却是由各种误解造成。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包含的关系。将人文学划出科学,也不意味着人文学是不科学的学问或二流学问。“划出”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科学主义及其影响,阐明科学之“不能”和人文学之“特能”,使人文精神重放光芒。     

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

在"现代性"的视景中,人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经典学科,其知识图像已然模糊,知识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知识地位也已经被迫边缘化.因此,"人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群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甚至是亟待反思的理论课题.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初步的讨论,围绕人文学的现代知识状况,造成人文学现代知识状况的内在知识论原因,以及"现代性"中人文学的知识困顿和前景等问题,展开主题反思,以期对当前有关人文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话题,提供某种有意义的思路提示.     

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学内涵——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对立的根源

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鲜明对立,但对其豪杰人格却十分推崇。此矛盾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二人看似相同的人格理想,实有不同的哲学内涵:李梦阳之豪杰人格以传统儒学之伦理道德为基础;李贽之豪杰人格却以自然人性之“真”为基础。这恰是二人文学思想走向复古与性灵之对立的根源。     

艺术人文学在当代西方的确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艺术的理解离不开它特定的文化与思想语境.对艺术语境化的理解也使得重提“什么是艺术”之问成为必须.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给艺术的定义和分类提出了挑战,一个崭新的概念——“类艺术”应运而生.作为新近出现的艺术术语,“类艺术”与人文学密切相关.价值是人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关人类利益.面对价值,人文学采取的方式是分析研究,而艺术则是揭示价值.艺术人文学认为,一件艺术品包含四个紧密结合的维度,即FPCS模式:艺术形式、观者介入、内容和主题,没有揭示某种价值,形式与内容没有合一的艺术品就是“类艺术”.“类艺术”概念的出现进一步落实了艺术人文学,凸显了价值在艺术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无疑,基于价值的艺术人文学对剖析当代文艺和“中国艺术人文学”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反思与重构:中国近代学科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思想逐渐完成了从"文学的"到"科学的"的转变。科学以其"分科之学"的名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前此本为经学之附庸的各类学科,逐渐变为独立学科。然而,在此过程中,人文学科为了反抗经学的压制,明显表现出社会科学化的取向,由此也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人文传统的失落。时至今日,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人文学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严谨精密,又丧失了人文学科自我的主体性。面对人文学科边缘化、人文研究失去学科自信的现实境况,人文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和思想创造力,为社会提供新的思想、理念和价值理想,以重建文化,重建价值理想。文学研究尽管可以用史学考证来丰富其研究方法,但也要恢复精神体验的诗学传统;史学不但要以史料学来夯实研究的基础,也要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不但要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的洗礼,也要致力于对时代精神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只有认识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有着不同的学科价值取向,肯定人文学"体验之知"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才能确立人文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才能站立于"学林群雄"中不为其他强势学科吞并,并形成"自是一家"的学术领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