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仪式的布依戏研究

布依戏是布依族民族民间的特色戏剧,其存在不仅与布依族的民歌、舞蹈、民间文学及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与布依族的民族民间信仰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布依戏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本文以“过渡仪式理论”分析布依戏神圣空间的构建,以及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转换、沟通,从而实现布依戏的神性和世俗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过程中,布依戏不仅仅是戏剧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布依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并且在布依戏中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构建的神圣空间来传递布依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所以布依戏是一个娱人娱神的戏剧,这也是它有别于传统中国戏剧的重要表现。     

论水族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调适与价值取向

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族际互动关系入手,对水族不同服饰类型展开了描述和分析,并对其 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水族服饰结构的各个层面进行了阐述,同时还从语言的文化载体 入手,推理分析了水族服饰文化的系统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性特征;第三部分就水族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取向 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进行了考究。通过上述思路的研究分析,进一步补充论证了文化的多元性是中国少数民 族文化中最基本的特征。     

奈保尔对后殖民文化身份的解析——以《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的无根边缘人为视角

后殖民主义作家奈保尔受多重文化的影响,身份混杂,处于＂无根＂的生存状态。奈保尔既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历史进行无情的批判,同时又对宗主国文化不能完全地认同。奈保尔的这种后殖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使他创作出许多渴求寻找家园的无根边缘人形象,《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的比斯瓦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奈保尔认为作为边缘人的殖民地人民追求身份、社会地位的努力以及对＂中心＂的渴望都是徒劳的。无根边缘人对家园的寻找,实际上就是奈保尔对文化归属的不断追求与思考。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

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水族人的信仰,水族人在长期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产活动中,创造了诸多的祭祀仪式舞蹈文化.本文通过对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过程的阐述,试图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来对水族的宗教信仰、农耕文化、女性地位以及生殖崇拜等方面进行文化解读.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广西壮语民间倒话探析

广西壮语民间倒话（vahbyonj）是一种利用改变词语的语音结构来进行交流的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与反切式的汉语反语有所不同,与汉语反切秘密语的＂倒说＂以及广西藤县倒话也存在相异的结构特点和规律。     

论黔中布依族礼俗歌

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指使用布依语第二土语的布依族同胞在婚、丧、新居落成以及社交等仪式上演唱的歌曲和韵语。内容主要为客主之间的相互问候、相互赞美和祝福以及对涉及礼俗的一些事物的＂追根溯源＂。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有吟唱的＂歌＂和念诵的韵语,分别有用本民族语言演唱（诵）和用汉语演唱（诵）。赋、比、兴和复沓是常用的表现手法,演唱过程中表演的特点很浓。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对认识布依民族的文化性格,了解布依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等,有着重要文化学价值,并且为研究汉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以及黔中布依族文化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论“丰”的语素化

＂丰＂在上古汉语中是个典型的性质形容词;南北朝时期,＂丰＂进入了半自由语素演变阶段;到唐代,＂丰＂总体上基本实现了语素化。情状范畴方面,由＂丰＂所构同素双音词逐渐向状态形容词转变。     

由“遮蔽”到“无蔽”——解读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主要思想著作。在著作中,海氏重点从艺术作品切入,探寻了＂存在之为存在＂的两种基本状态——即＂遮蔽＂与＂无蔽＂的问题。可以说,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一种真理生发方式,也就是＂此在把存在者从遮蔽状态带到无蔽状态＂。     

从乡村到城市：排斥到融合——农民工融入城市之路

＂农民工＂为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特殊群体在城市中遭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社会融合等问题逐渐凸显。终结＂农民工＂的＂边缘＂状态,推动其融入城市社会,既要改革相关制度,完善管理模式,切实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也要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推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再建构,促进其自由全面发展。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     

乡村的感恩与告别——城市“右派”作家的乡村书写

政治身份被否定的城市“右派”作家对乡村的感恩与告别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在认同乡村文化无政治束缚的内涵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认同与放弃之中深深透示出他们对自己的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定位的努力。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生态文明”理念与“绿色广东”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应有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走＂绿色广东＂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恩施土家族“女儿会”空间转换研究

恩施土家＂女儿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三维生存空间环境发生了巨大转换,并逐渐形成＂乡村——都市体＂文化空间特性,本文比较了乡村、都市两个文化空间里的＂女儿会＂,探讨＂女儿会＂在发展中呈现的空间转换特点,分析转换中出现的新文化事项。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新时期“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评介中的本土意识

新时期的“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的评介中都体现出本土意识。对这两类文本的评介说明，生活在一定文化背景中的人总是会形成特定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会影响到评介；本土意识内涵中的小说审美意识对评介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本土意识的本土化特征和兼容性特征在两类文本评介中都有所体现。在特定的条件下，接受过程中本土意识中的某方面主导作用会凸现出来；同时文学评介的本土意识对评介文本的接受者是客现存在的。     

《西游记》主题“游戏说”发展简论

《西游记》的主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热点。其中＂游戏＂主题说自有其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早在明清时期批评者便根据古代文化传统提出＂游戏说＂,后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现代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提倡,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吴圣昔等研究者的重提。这些不仅开拓了《西游记》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对《西游记》研究回归到文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的述评

本文总结性地论述了经济学的“手“的理论——“看不见的右手“（市场）、“看得见的左手“（政府）、“看得见的右手“（企业）和“看不见的左手“（权力及利益集团）的功能、缺陷及发挥各只“手“的功能所必需的约束条件。认为,要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各只“手“必须各司其职,发挥其长处、规避其缺陷,在其有效边界内运作而不能畸形发育,并处理好“四只手“之间的比例、结构和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