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学"正变"观念的历史向进与终结

"正变"源起于兵书的"奇正",汉代转向诗学,后经唐、宋、明等的丰富与发展,直到清代终结,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从汉儒的"风雅正变"开始,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正变思想都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正变"的萌芽、诗学转向及其流变的梳理,呈现正变思想的丰富内涵,认为清初诗论家叶燮创造性地模糊正变的边界,消解它们的对立,宣告传统正变观念的终结,为诗歌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     

论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

唐宋时期文学史观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文体正变"的转变,元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从文体正变的古今时序把握中,推理出体性特质上的正变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代文学"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十发巨大,值得重视.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正之积弊”与“变能启盛”——试论叶燮诗体代变之动力观

诗体代变的自律性动力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积弊说"的影响最大。叶燮是"积弊说"中从悲观的"衰变"转向乐观"新变"的关键人物,他看到了"弊"的自身否定性,但能正确地认识到由"弊"至"衰"的诗学价值,揭示了"积弊"的诗学意义,并以"变能启盛"的观点,肯定了诗体变体的合法性。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格调论视阈中的杜诗"正变"论——兼及对明清格调论思维模式的考察

"正变"论格调论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命题,它决定着一个作家品第的高下优劣.杜诗"正变"一直是明清格调论关注的焦点,明代格调论从伸"正"诎"变"的视角出发,将杜甫置于"大家"之尴尬地位;清代格调论则从杜甫人格与诗格的多维标举中,圆满地解决了杜诗"正"与"变"的问题.杜诗"正变"具有重要的诗学要义,它体现了明清格调论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明清格调派唐诗观的发展演变和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     

豪放派词学理论的"集体失语"与格律派词人的"群体传播"

无论是从创作实践还是从理论而言,豪放词都只是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坛"别格"或"变体".导致这一"正变"观形成的主要原因除了词传播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之外,与豪放派词学理论的缺失和群体传播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南宋格律派词人则上承北宋大晟词派,创作上以"结社"唱和等为主要途径形成了强大的群体传播力量,理论上则通过群体讨论等方式建立了系统、丰富的词学理论,最终奠定了婉约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以群体影响的力量成为当代和后世词创作与理论奉行的圭臬.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该期的上梁文创作经历了由类型化正体向个性化变体转型的过程,使上梁文的文体功能、文体样式和文体风格都为之一变。宋代上梁文正、变二体的转型,是创作主体情感自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的破体新变,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文学化的进程。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欢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王勃“龙朔变体”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高宗龙朔诗坛流行"上官体""颂体诗"两种诗体,因而对王勃所批判的"龙朔变体"内涵的争议,一直围绕"上官体""颂体诗"和两者兼指三种意见展开。实际上,"上官体""颂体诗"都产生于贞观时期,其相对于贞观主体诗风而言都是诗坛之"变",王勃对这两种诗风均表不满;但"颂体诗"主要流行于高宗永徽、显庆年间,龙朔诗坛则几乎是"上官体"的天下,故"龙朔变体"只能是指向"上官体"。不过,二者不能等同,"龙朔变体"的具体内涵只限于《王勃集序》中提出的"上官体"之缺陷,至于"上官体"的其它特征则不在王勃批判之列,这也是其攻击"变体"而不直呼"上官体"的原因所在。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婉约"之词与"豪放"之曲

元曲从音乐文学系统的历史发展而言虽是宋词的后继,但由于传播性质的改变,元曲并不是宋词历史的简单模拟和重复,而是具备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音乐系统的改变、作者群体的身份的改变,以及接受者审美习惯的改变,导致了词与曲不同艺术风貌的形成和基本美学风尚的奠定.考察词和曲的起源及流变可以看出,任何一种音乐文学起源时的传播性质往往会对其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词传播的女性化特征决定了词在以后不管如何雅化和诗化,并且最终成为主要由男性文人群体控制的案头文学,词以婉约为正体的基本观念始终没有移易.曲传播之初的"北人"风尚亦决定了曲的主流始终以豪放阳刚为正体,即使后来出现了"清丽"一派,也未能改变其崇尚豪放脱略的动态美.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