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郑敏以新乐府为代表的白居易讽谕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光辉的地位。尽管８０年代中期，学术界对此曾有过尖锐的论争，但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白居易来说，最令笔者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他鲜明的人...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论三十年代中国讽谕文学

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讽谕文学，大体包括社会──政治讽谕文学、道德──人生讽谕文学、风俗──文化讽谕文学三型。它们或者针砭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恶，或者解剖市井细民和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与变形灵魂，或者探寻国民性的优劣和风俗文化的得失，不仅在主题与题材领域丰富了３０年代中国文学，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为３０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马嵬诗辨

李义山《马嵬二首》,向被视为讽谕玄宗荒淫误国之作。其七律,尤为诸选诗家所喜录。最新出版之《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仍守此法,并做注云:“原有两首,都讽刺唐玄宗。”由是观之,马嵬诗之旨在讽谕,乃世所公认。 然近读《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见载有秦似同志《李商隐诗》一文,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诗经》感伤诗的美学价值

《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学第一部诗歌选集,其中的史诗、政治讽谕诗、农牧诗等反映了我国古代早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而在表现社会心理和情感方面则要数感伤诗。这些诗最真切、最细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感的培育,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长久深远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论宋初颂美讽谕赋的新变

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立刻出现值得文人们歌颂的盛世气象,因而,太祖时颂美讽谕政治的赋很少。太宗通过种种措施加强重文的风气,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颂美讽谕赋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以掩盖惭德,粉饰太平,描写典礼、祥瑞的辞赋大量涌现。宋初颂美讽谕赋的创作,有踵武汉晋赋风的倾向,同时受当时政治、心态、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描写典礼的赋大量涌现;二,一些赋中出现富于太平景象的世俗情调;三,讽谕政治的内容被突出强化了,且重在穷究治乱之理。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王禹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

王禹的辞赋观带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强调继承“赋本乎诗”的传统，重视辞赋的讽谕功能，推崇唐代“贞元、长庆时风格”。在这种辞赋观的指导下，王禹的辞赋不仅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贴近政治生活，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多有创新：风格清新素雅，有明显的议论化倾向。善用散文句式，语言灵活流动，表达方式富于变化。     

试论刘基的文学思想

刘基力主讽谕之说 ,提倡理、气并重 ,强调文学的时代风格 ,重视文学之于社会的能动作用。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对于扫荡元季文坛纤弱之风 ,为明初新一代文风之振起 ,在理论上起了骅骝开道之作用。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

<正> 最近几年,随着某些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人们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讽谕性质,越来越趋向于否定。有的文章甚至说:“在这首长歌中,除了爱情,再无其他。”《长恨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否存在一个讽谕主题,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脱离开《长恨歌》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以某种常常只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外国文学的新潮理论去附会,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感情的前后变化,孤立地对作品作肢解式的剖析,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及其他

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作家,既不能在丑恶现象面前保持沉默甚至美化痈疽,也不能单凭义愤,把现实涂抹成漆黑一团。他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双重职责,驭好自己的“两驾马车”。在这一点上,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对中唐虚美文风的批判和他的讽谕诗创作,向我们提供了若干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知人论事不能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简评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

若干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一种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论人论事的倾向,这恐怕也是一种“左”的影响。例如,对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由积极转为消极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依据是:一、白居易后期脱离了政治斗争,过着“知足保和”的退隐生活。二、白居易后期的作品多是“闲适诗”、“杂律诗”,早期为民请命的“讽谕诗”几乎搁笔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