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士大夫忠君观

随着"三纲五常"伦理意识的不断加强,汉代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也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本文从汉代士大夫忠君观的体现中,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从多种角度认识汉代士大夫的忠君理念。     

试论两汉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与忧患意识

忠君观念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力要灌输给士大夫的一种观念,最高统治者希望士大夫们把忠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忧患意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一种人生自觉。忧患意识和忠君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忠君观念根植于士大夫们的头脑之后,他们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与行为,便是在忠君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试论甲午战争前后士大夫的中国观

甲午战争后,面临着中国的惨败,士大夫们在传统中国观念受到动摇的同时,开始从国家生存地位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国势衰弱和必须改革自强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自强变革主张:官僚型士大夫主张实行部分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激进型士大夫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型士大夫则更多地提出兴办实业、广育人才的主张。     

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及其影响

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大一统封建王朝被分裂割据局面所取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引起社会意识领域的相应变化,集中体现为士大夫价值取向多元格局的形成,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发生动摇,士大夫对于窥伺神器的行为逐渐予以默认,甚至推波助澜;士大夫无条件效忠君主变为有条件地选择君主,并且大多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西汉以来被压制的一些社会意识重新抬头,游侠讲义气重然诺的价值观念被士大夫普遍接受,成为割据势力维系人心的思想武器。作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致使汉儒大一统观念明显弱化。魏晋以来宫廷政变频繁,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应当说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直接相关。     

试论士大夫“师教”传统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终极价值的体现,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重建的方向。笔者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师教＂传统为切入点,从道德和文化层面探讨其与核心价值观重建的关系,并以此彰显传文化的当代价值。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唐宋时期蕃坊地理位置变化的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发展.中外的广泛交流使得大量外国人来华留住.“蕃坊”就是唐宋时期考虑到来华留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经商便利而设置的在华聚居区.蕃坊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但是唐宋之际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对待蕃坊地理位置的政策规定上经历了一个由不限制到限制的变化过程.     

嘉、道时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兼及儒家"经世致用"精神

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历史的偶然 ,嘉庆、道光两朝的内忧外患已经预示了中国所要面临的危机。而危机爆发前 ,中国的精英群体———士大夫已忧虑国运而开始探索自救的出路。他们的孜孜以求和奔走呼号再次证明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中国古代士大夫淑世意识的产生根源及其影响

淑世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入世使命感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但当代各个领域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建构,使得淑世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淑世意识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士大夫政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直到今天仍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精神传统。     

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铨释,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试论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张际亮

张际亮字亨甫,福建建宁人,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爱国、进步诗人。鸦片战争前后,他与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汤鹏等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有密切交往,相互问“激藏其意气,砥砺于学行”,“力挽颓波勉成砥柱”,共同被賛誉为“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陵轹一时矣”,形成了开一代风气的进步思潮。在这一进步思潮中,张际亮虽无林、龚、魏等人影响之大,却也是“力振颓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

出处去就,与取予、死生并列,为儒家学者必须面临的三大关口.出处进退,更是被儒家士大夫称为士君子的“大闲”.出处之辨,其中心内涵就是“为己”与“为人”之辨.因深处社会变动相对较为激烈的时代,最终导致明代士大夫的出处观念,出现了一些转向,甚至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面临出处的抉择时,明代士大夫出现了困惑,甚至出现两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为洁,通过济世立功,藉此表正当世；二是一旦碰到社会动荡的时代,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退处山林.     

浅析北宋士大夫与名妓的互济

北宋时期,士大夫和妓女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背景,同时也存在着相同的困惑,从而他们在人生价值和情感需求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互济。这种互济贯穿于他们的交往中,成为他们人生轨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互济又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