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传统文化功能的转移

云南省丽江县是纳西族的聚居区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 ,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传统信仰正在发展成为文化产业 ,纳西族世代栖居的古城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纳西族文化本身的价值 ,人们的生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人们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 ,其实是不可能彻底摆脱过去生活的影响的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东巴文化"祭天经书"与纳西族传统社会继嗣制度关系研究

纳西族社会实行严格的父系继嗣,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一系列规则对其父系继嗣制度加以维系和巩固."祭天经书"是纳西族东巴教的重要典籍,作为纳西族传统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纳西族传统社会生产和生活具有深远影响,经书中有关男女两性关系的阐释和相关规定,对于维系和巩固父系继嗣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在农村,部分农民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既不能自觉信仰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从而产生法律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严重制约着农村的法制建设,迟滞了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采取措施,使法律成为农民的信仰对象,成为保护其最高利益的根据,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根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需.要真正营造一种法治的社会氛围,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律权威,克服信仰危机,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关于村落中法律的供给效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村落社会对制度的需求仍然遵循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的规律,这决定了村民对法律的需求曲线,进而看出法律在村社中的供给效用。来自南北两村的调查发现,法律在村落中供给效用低势化是因为村落内生秩序中的非正式制度替代、补缺了正式法律的空间,成本的选择也倾向于非正式制度。所以,非正式制度和正式法律都是公共产品,一起参与了制度市场在村落中的竞争。     

再论纳西族的"黑""白"观念

"黑""白"观念是与纳西、彝、羌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族群以及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和"藏彝走廊"不少族群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现象.学术界因此将"黑白"观念与有些民族的族称联系起来作了不少探讨,也有不少争论.长期以来,纳西族宗教和民俗中的"黑""白"观念成为一个争议多的问题.本文用丰富的民族志、宗教学资料和历史文献为依据,深入分析了纳西族的"黑""白"观念.指出纳西族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是"尚白忌黑"的,纳西、纳罕、纳恒、纳、纳木依等族群的"纳"一词,是一个尚待探讨其含义的族名,无论它的语意与"大"、"巨大"或与"黑色"有无联系,都与"黑色崇拜"无关.此文对探讨有争议的彝族的"黑""白"观念以及进一步探讨藏缅语族族群的色彩信仰和相关的民俗亦有启示意义.     

略论纳西族的生态伦理观

纳西族认为人和自然是兄弟,这也是纳西族生态伦理观的宗教和哲学基础,并有对自然界"欠债"和"还债"的观念,认为人得到大自然的恩惠应感激和回报,须善待大自然.反映了纳西人的生存状态亦取决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人类则需要依赖于大自然才能生存.纳西族还有本土的"署神"信仰与外来的龙神信仰的差异和整合;同时还具有社区生态保护习俗;反映了纳西族生态伦理观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法律治理的精神维度——也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当代中国的法律治理面临着＂忽视移植法律中的价值＂和＂社会契约精神的缺失＂两大精神困境。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宗教》其本质上是从法律治理的精神内核角度来理解的,即针对其所欠缺的对法的目的价值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理想＂中国梦＂对法律的指引。法律治理的精神维度源于公民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自然法＂的法律信仰。     

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

殉情在世界上备民族中都发生过,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的纳西族那样惨烈和严重.本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性爱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冲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     

丽江纳西族化賨的文化解释

化賨是丽江纳西族社会特有且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纳西族密切人际关系的纽带和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本文从基本特征、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对化賨进行了初步的解释.作者认为,化寅是一个象征的体系,它反映了纳西人的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化賨更是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是纳西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时尚.     

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丽江纳西族社会里,殉情是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以至于外人把丽江称为"殉情之都"。丽江纳西族的殉情之风有深刻的社会、宗教、文化、心理原因。殉情是改土归流后严格的包办婚制与原有的自由婚剧烈冲突的产物;为殉情者提供理想乐园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对情死者的同情和安排;殉情这种极端做法源于封建礼教在丽江的盛行和严格规范带来的社会谴责和自我谴责压力。如今,社会制度的转变消灭了殉情现象,但在一个民族中曾经出现过的悲剧现象,仍是研究这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国家观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宗教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核心。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国情具有＂五性＂的特点;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新中国的各种宗教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尊重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必须在法律政策范围内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宗教应辅助社会进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上述观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社会组织"的含义、功能与类型

文章认为社会组织指政府与企业外面向社会自主提供某个领域公共服务的法人实体。现代社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完善社会管理起着重大作用。对社会组织可以作多种分类,以职能为主的分类标准,可将社会组织划分为准行政组织、事业组织、公益组织和中介组织四种基本类型。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爱”与“公正”教育：儿童德育的“新起点”

“爱”与“公正”是人类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起始范畴”。培养儿童具有一颗公正的、爱人爱己之心 ,不但是社会的需要 ,更是儿童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施“爱”与“公正”教育的有效途径是 :转变教育观念 ,引导儿童学会做人 ;端正教育者行为 ,重视身教。     

"法治"与"德治":当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

"依法治国"旨在建立法治化社会;"以德治国"则是使这个有法度的社会符合人性."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它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发展史所提供的启示,也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闺阁记》《金锁记》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赛珍珠、张爱玲笔下的母亲都有自私、利己性的一面。但由于赛珍珠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精神,使她以爱为良剂,最终赋予了母亲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失望,使她根本就不相信母爱的存在。她认为对母爱的提倡说明了“母性”一方面是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对男性话语的无可奈何的认同,充分表明了“母爱”的虚妄性。     

试论中西邪教观念的差异

邪教是中文专有名词。Cult词源并无贬义 ,近代以来 ,Cult虽引申出一定贬义 ,却不等于中文的邪教含义。因此 ,将法轮功译为Cult易于引起西方社会的误解。邪教虽产生于新兴宗教 ,但新兴宗教未必都是邪教。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中西方对待邪教的态度和政策并不相同 ,但法轮功却无疑是真正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