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因此,对丁玲的研究离不开对她编辑活动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丁玲研究者都把研究视线投射在…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解放日报》与纪念十月革命的话语建构(1941—1946)

《解放日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在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上有其鲜明的特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解放日报》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有两个中心,即以苏联为中心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和以延安为中心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另一方面,《解放日报》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有三大作用,即呼吁团结、学习苏联和动员群众。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有三重价值,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中体现党性;二是在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中体现民声;三是在建构纪念十月革命话语中体现真理。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毛泽东的编辑生涯

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毛泽东十分重视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先后主编、参与编辑和具体指导编辑的报刊不下十几种:他亲自为《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写了发刊词,具体阐述这些报刊的宣传任务和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论编辑家的丁玲

丁玲的编辑历程始于《红黑》,终于《中国》,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其间呈现鲜明的历史分期:“左联”时期、解放区时期、建国初期、新时期。丁玲编辑活动的四个阶段显示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学出版特征,也显示了丁玲在不同阶段作出的努力和成就。纵观其一生的编辑活动,可以说她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者,解放区文化事业的拓荒者,共和国编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新时期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毛泽东的报刊编辑思想初探

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自始至终非常重视革命报刊的编辑工作,并直接编辑和指导过几十种革命报刊。他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时代》、《政治周报》等;为《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撰写了发刊词和社论。具体规定了这些报刊的编辑任务、编辑方针;一丝不苟地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精心审阅和修改过一些重要文稿;为了使党的报刊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工作,还发表了关于报刊编辑方面的重要讲     

诱惑与奴役——丁玲小说话语转变原因探讨

丁玲小说话语的两次大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丁玲的评价。从哲学层面讲,革命的诱惑与奴役是导致丁玲话语转变的重要原因。因为革命的这种双重形象与来具有,因此丁玲的话语转变只能是悲剧。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夹缝中的诉求——论建国初期丁玲的大众文学观

在建国初期主流话语对大众文学的严格定位中,丁玲的相关理论阐释与实践活动却发出不协调的声音,显示了带有启蒙精神特质的个人话语在其中的顽强存在。剖析丁玲建国初期的大众文学观,可引导我们对当时体制内作家的文艺思想矛盾进行反思。     

成功展示编辑史上的一道悲壮风景--石潇纯《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的创新与启示

丁玲,在常人的眼里,更多被提起的是其作家身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沙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大手笔。然而,石潇纯编审在其装帧精美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一书中,首次从编辑家的角度为作为文学家的丁玲立传。作者虽为人物立传,却不拘泥于现存史料,她遵从历史的真实性和差异性原则,从不同的历史维度,选取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反观”与“重构”,使其笔下的丁玲有异于他者的立体的显示。全书在政治,文化,文学,出版的广阔视阈下构筑丁玲与中国文学出版的全景图,将她的编辑方针、编辑思路、编…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