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

毕沅幕府是清代中期影响最大的诗人幕府,乾隆后期重要的诗人、学者几乎都入其幕府或与其有交游。在其幕府的雅集活动中,毕沅以官方指导者的身份影响着文坛风气,他一方面努力维护诗坛的"雅正",另一方面他又和幕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毕沅幕府沟通了"朝""野"势力,体现了乾隆后期诗坛宗唐、宗宋诗风的融合,并以幕府中"为东坡寿"这一活动,促进了诗坛对宋诗的再认识,是乾隆后期诗坛复杂文学生态的缩影。     

王偁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王偁是闽中诗派的重要成员,又是活动于永乐年间的"东南五才子"之一,在明初的诗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这位诗人的生平遭际及其诗歌创作,可以了解到封建集权专制下作家的生存状况,进而探索明初诗坛日渐式微的原因.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歌创作成就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西晋诗歌在题材内容的多样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语言词采的锤炼上继承、发展了发展了建安、正始诗坛,呈现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创作特色,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光宣诗坛情感论的复古与新变

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是社会发生大"转型"的时期。此时诗坛,各派悉数登场,理论纷呈,"百家争鸣"。在新旧政体、新旧文化互相纠缠和相持斗争中,光宣诗人内心的复杂与彷徨、萧索与孤寂,历经复古与革新的锤炼,在诗坛上呈现明显的"过渡轨迹"。有对传统"治情"模式的执着回归,有对孤独重"我"的情感觉醒,还有中西思潮下对情感的大胆突破。对光宣诗坛情感论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光宣诗坛如何推动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台湾新世代诗歌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20世纪,台湾诗坛经过50至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70年代开始转型,书写"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潮.台湾新世代诗人感应时代变化,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宣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葡萄园"和"笠"诗社奠定了当代台湾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那么"龙族"、"主流"、"大地"、"草根"、"诗潮"和"阳光小集"等新世代诗社则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发展与成熟,并预示着新世代诗人将在80年代成为台湾诗坛的主体力量.     

江盈科与明清之际诗坛的转向

江盈科是明代万历年间公安诗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理论主要反映在《雪涛诗评》中。在复古诗论关于"宋无诗"的主张尚影响着万历诗坛的时候,江盈科以书写性灵、表现诗人的真情性、给读者以纯真的情趣,批判复古诗论唯汉唐是崇、是法的主张,纠正弥漫在诗坛上的描摹刻板的恶习,为万历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支持着"性灵"诗论的建立。出于历史的原因,他及公安派理论在晚明虽未能以自己的旗帜彰显于世,但在明清,尤其是晚明学者的著作中还是时时发生着影响,其关于"真诗"的主张,更是融注到万历以后各学派的著作里。     

清代吴中"七子诗坛"考论

嘉庆末年,著名诗人陈文述以前辈身份,召集吴门一批青年才隽,共结"七子诗坛",一时传为风雅盛事。该群体成员主要来自苏州、松江两地,是一个具有地缘、亲缘、友缘等多重复杂关系的文学群体。"七子诗坛"是吴中雅集文化传统的延续,其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势力,一方面烘托出陈文述的诗坛盟主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吴中诗风转变的信息。     

评《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

清初诗坛具有异于往代的鲜明特点:一是诗歌创作上出现了众多地域文学集团,地域诗群和流派的强大实力,一改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旧貌,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二是清朝统治阶级积极有效的诗文化投入,使清初诗歌与政治联姻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康乾盛世之时,"清醇"、"雅正"之风彻底荡涤和横扫     

高密诗派领袖李怀民诗歌艺术综论

李怀民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今存诗437首,其中五律最多.其诗歌创作现实功利性很强,即借助"师古"——古诗宗法"陶韦"、律诗学习"张贾",以矫正明清诗坛"矫饰"熟俗"、不"入格"等流弊,故呈现"清真"平淡"新奇"的风格特征与"格法精严"的艺术特点.其审美理想、成长环境、人生遭际、创作态度等也是影响其诗歌艺术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诗被后人奉为典范而广为流传,在一定范围内扭转了一代诗风,在清代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诗歌局限主要是题材内容不够广泛.     

余怀文艺观与清初诗评

虽然余怀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不及钱谦益、朱彝尊之流,但其创作实不可轻视,其文艺观也与清初诗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从主"真情"的本体论、重"自得"的创作论、崇"合体"的风格论、倡"中道"的流别论诸方面讨论余怀的文艺观,并藉此认识明清文艺观的承传性与清初诗论的流弊。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建国初期浙江四诗人论

本文选取上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上极具影响力的四位浙江诗人作为评说对象，对其生平、创作及审美取向作了印象式评析，以期勾画出建国后浙江诗坛的大致轮廓以及对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贡献。     

8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的三大流脉及其艺术视角

近年台湾诗坛的三大群落，其观照视角可概括为"中国"、"本土"和"世界"的。"中国"视角者从新古典主义到"大中国待观"的建立，其势方兴未艾。"本土"视角者从一般乡土情怀到承载特殊政治内涵的本土精神乃至台独意识的表现，总体呈衰颓之势；"世界"视角是资讯时代世界一体化趋向的产物，渐成诗坛主流。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成舍我与南社“朱柳论诗”公案

成舍我因编辑关系卷入1917年中国诗坛发生的"朱柳论诗"公案,这一公案成为南社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宣告了南社的解体.表面的论诗纷争,实质上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领域内流派纷争、新旧论辩的一个缩影.     

在喧嚣中寻找诗歌的路标

经过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的全面冲击和19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加上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诗坛的登陆和洗礼,目前新诗写作中的"无标准"和"无难度"问题日益凸现。从"标准"的语义分析入手,将有可能进一步厘清其关于诗歌标准的概念,与此同时,结合当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探讨,将有助于建构新诗标准、寻找诗歌写作的路标。     

试论陈师道的文学思想

陈师道作为苏门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当时所盛行的诗、词、文、赋、诗话、笔记等文体都有所涉猎,而以诗歌创作成就为最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被后世尊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研究论析陈师道的文学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苏门文学集团、南北宋之交诗坛状况及"江西诗派"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