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战术略论

西周战事稀少，战国的战术又大多上承春秋，因此，这篇小文就将楚国的战术条陈如下，或许对于冲破中国古史研究中重北轻南的偏见，有所帮助。征引的资料，凡未作特别说明者，一律来自《左传》。1、用间。《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用间，“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间，包括离间与乘间。《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记楚武王攻伐随国，楚大夫斗伯比表达了他的担忧，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棋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有鉴于此，斗伯比主张乘间，他说：“仇有衅，不可失。”（语出《桓公…     

试论春秋时期楚国的春官

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加以对比,认为中原文化是史官文化,楚文化是巫官文化,这是长时间以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巫官文化"这个概念不仅有着文化类型上的涵义,而且涉及到统治机制的特质和官制体系的构成.为了探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以最能代表中原文化和孔学理想的《周礼》为依据,从春官系统中选出宗、祝、卜、巫、史五个最具典型性的职官,着重从五官的性质与职能这一侧面,逐一对照考察春秋时期楚国与之相对应的各职     

春秋时期楚国集权政治初探

春秋时期,楚国是较早实现集权政治的国家。尽管楚国这时的集权政治,与以后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比,还只是一种雏型,但它却为以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开拓了先河,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后世君主集权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下列几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一、从县制的设立看楚国王权的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郡县制与中央集权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郡县制,中央集权就失去了组织基础。因为郡县制度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郡     

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考略

春秋时期,楚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世族作家群体。其中,楚伍氏为熊氏分枝,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春秋时期楚国上层文化面貌初探

近几年来,人文学科对楚文化的研究日益重视,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极富启示性的开拓和探索。但因这种尝试才开端绪,故将楚文化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还存在不少缺环和薄弱之处,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环即是对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面貌探讨不够。由于历史文化现象是一种多层、多维、多次组合的复杂结构,要在一篇小文中对其作巨细无遗的全面把握,殆为不易,因而本文谨拟剖取春秋时期楚国上层文化的核心部分作为重点讨论对象。     

试论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土地占有制度

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这种严格按照宗法制的等级和亲疏关系封邦建国、分级授土的分封制,是西周奴隶社会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充分地显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和特点。楚国的情况与周王朝分封的姬姓诸国不尽然相同,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却有着许多的类似之处,或者说是楚袭周制,基本相近。据此,本文试     

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迁及其新标准

天命观发展至春秋时期,天命的获得标准已由西周时期的"德"、"民"变为"前兆"。晋文公重耳成功地利用前兆预言来证明自己获得天命,从而成为晋国国君,进而一步一步取得了霸主地位。前兆作为天命观新标准的意义在于新兴霸主可以按需选定前兆,从而主动性地获取天命,表现出"人"重于天命的时代思想,符合时代的要求。前兆预言对后世的诸子之学、史学以及谶纬之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婚姻状况

春秋时期的婚姻既残存着氏族社会的原始与落后,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严格要求与束缚;既有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自由,亦有封建社会男性的专权。而儒家礼制也开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就春秋时期的婚姻进行了分析。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西周时代的楚国

楚国到春秋时代,已经是诸侯中第一等大国。不但幅员广大,而且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还很有特色。到战国时代,楚国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楚文化的灿烂时期。它在当时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对于完成全国的统一,促进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化,推动南方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经过了一个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过程的。我们考察一下它的西周时代的历史,就清楚地可以看到这点。     

试论楚国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点

楚国的分封制,过去一般以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分封三子为肇始的标志。熊渠立三子为王,与周代嫡长子继位、支子别封的通常做法不同,不能视为分封制的典型举措。楚国封邑制大约始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是其县制的补充,在东周时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贵族采邑的规模较小,多分布于楚国当时的边境地带,加之内部组织机构不发达,致大族势力在地方上无法有效扩展。故强宗大族虽长期把持楚国权柄,却难以动摇王权的统治根基,这是楚国未曾出现王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楚国的丝织业

丝织业生产是我国古代社会手工业主要部门之一,养蚕缫丝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碳化丝织物证明,远在四千几百年以前,我国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用蚕丝织造丝织物了。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丝织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以至出现了很多丝织生产中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栽桑育蚕织丝向称发达,如齐、鲁地区就享有“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在长江流域,作为当时诸侯列国中经济     

春秋时期的预占

春秋时期的预占●黄开国一卜与筮，是中国最古老的预占。《说文》解释卜、筮，分别说：“灼剥龟也，象龟兆之纵横也。”“筮易卦用蓍也，从竹巫。”可见，卜是借灼龟壳，依龟壳的纵横裂纹，断其吉凶之兆。筮则是借蓍草列卦，以卦策之数推测祸福。卜龟在夏代已经有了，而筮...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表现为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从形式上获得感性多样性的精神生活,受商品拜物教及其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强势主导,陷入了非理性的快感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使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进一步加剧。物化的本质仍然是异化,反映了现时代在整个世界历史时代进程中的过渡性与不成熟性,表明现时代的个体化与社会化尚未生成适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生活样式。物化处境更本质地表征着现时代虚无主义的信仰状况。虚无主义不仅表征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当代危机,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更是构成人类普遍性的精神文化痼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直面和应对虚无主义困境。     

奥斯威辛之后神正论的处境及其解答

奥斯威辛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亚伯拉罕信仰体系的崩溃,这对我们再次面对上帝时必须找到思考的切入口并进行分析。     

春秋时期言的理论

春秋时期是一个崇尚和信仰话语的时代,言本身具有生命的意义和色彩,知识阶层追求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由于对言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实践,在春秋时期有很多关于言的理论性的论述,如“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强调言的审美、诚信、适度等原则,同时也对“巧言令色”的言语加以批判。     

漫话春秋时期的狩猎

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表明,春秋时期的狩猎活动仍很频繁。其原因在于兽源丰富、贵族领主祭祀和娱乐消遣、衣食军需等资料来源、保护农田等社会生活之必需。狩猎的过程方式可分为贵族领主的大规模车猎和一般平民的小型狩猎。狩猎的对象遍及对于人们衣、食、用等方面有用的飞禽走兽。     

试论春秋时期的土功

春秋时期土功对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上不能影响农业生产.动土功的时间一般会在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夏收和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国的入侵.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春秋时期局势的动荡,国家安全、同盟互助、争霸战争、政治斗争和统治者的喜好等成为各国大兴土功的决定性因素,随时可能进行土功活动.     

楚国经济发展脉络

(一) 西周初年,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但在此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楚国的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多少变化,是相当贫穷落后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也说到若敖、蚧冒时还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杜预在“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句下注曰:“舍楚在山林,少所出有。”服虔《史记集解》于此句下亦有近似的说法。我们在有关的史料里,也的确找不出西同时期楚国生产了什么可以称道的物品。     

春秋时期的军制演变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奴隶主阶级统治、奴役奴隶阶级转向于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农民阶级的基本变化。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政治结构、军事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引起这种社会性质变化的根本因素,而这三个子系统的变化又相互影响和促进,最终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