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转关

北宋中前期是词体发展之一重要转折期,其时词的创作,就具体体格而言,多有丕变。首先,词的生成场域由晚唐五代时以宫廷、豪门为主发展为更为普泛的普通文人士大夫之间诗酒往来的酒场、歌场,而词的创作目的也由落魄文人为主人写歌供其娱乐,转而变为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自我娱乐与消遣,进而为自我性情的深情感兴与生动吟咏。其次,词的作者身份(即作者本人)与文本身份(即文本中的抒情主体)已经化而为一,从游离走向重合,即使在闺情词的创作上,词的隐含作者也多已不复存在,而示之以原本身份。再次,在抒情模式上,"情"与"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作文本的生成更多地得自于某种情感的自然发展,即便是传统的闺怨体,也突破了"花间体""情生于文"的为文设情模式,转而变为"文生于情"的真情书写。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论词的传播与词的文化特性

词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空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词的文化功能。词史上,词的两种基本传播形态的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交织,引起了词的文化功能相应的彼此消长与变迁。由于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并存的格局,从北宋晚期一直延续到元初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词的文化特性的认识亦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在词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层面,存在着重文辞与重音律的矛盾;在词的文化功能层面,则存在着雅与俗的矛盾与对立。词史上对柳苏词的不同评价则为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浙江词学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词的创作在浙江一直十分兴盛。宋以来,浙江词人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取得的成就也十分突出,逐渐形成良好的词学传统。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从大的方面分析,主要有三条：其一,杭州为南宋都城,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这从作者层面为浙江词的创作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二,浙江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和人文环境均有利于词的创作,这为浙江词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三,浙江词人普遍追求词艺,推崇风雅,与词的美学本质最为契合。浙江词学传统是浙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浙江词学传统的研究,发掘其现代文化价值,将其融入到浙江现代文化的建设之中。     

英汉互译中颜色词文化语境的传译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传递两国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必须要对两国的颜色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     

清初的唐宋词接受与词学论争

清初词坛,词人如林,词派纷起,一派中兴气象.他们对明词中衰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明人一味接受<花间>、<草堂>的结果,但因为文学观念的差异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各词派在对唐宋词接受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他们在同一问题上形成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为清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比较优良的生态环境.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

根基于大定、明昌词坛的金末元遗山词的突起把词心和词境都推向了一个纵深的境界,遗山词是在既有金词的土壤上多方承继和创新的丰硕成果,其不仅与金的特定时代、地理环境有关,更与金文化中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关;而金中期词表现出的旷逸、恬淡、清新、朴质的多重风格无疑是遗山词最直接的丰厚土壤。遗山词率真尚情的主观抒发是对于金词主情观念高扬的承继;山水田园在遗山词中的境界变得更为阔大;遗山词具有盛唐胸怀。     

论南宋江湖词派的词社

词社是文人雅集的场所。南宋江湖词派初期的词社以词人同气相求、拈叶分题为特征,虽然有时也讨论词法,但在创作风格上是随心所欲的,看不出其间有交融互补的迹象;中期的词社具有公认的领袖和典范,在共同的标准下使不同风格的词人趋于一致;后期的词社经历了宋元之际的时世剧变,险恶的生存环境使词人应社咏物更为频繁,词选的编纂、词法的授受都是在词社中完成的。应社内容丰富多彩,使江湖词派成为一个典型的词学流派。     

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歌 妓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宋人社交、娱乐活动中唱词侑酒。歌妓唱词与文人填词共同构成了词 文学的原生状态。在此过程中，歌妓向文人提供新声，乞要新词，并以自身的特质参与建构 了宋词的审美特征。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试论敦煌曲子词与温庭筠词抒情方式的比较

温庭筠词主要通过自然景物描写抒情,敦煌曲子词则主要通过直接抒情的语言和对人物行为动作及事件的叙述抒情.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方面:二者创作主体审美对象的范围不同,二者抒发的感情特点不同.     

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与宋代政治文化

君臣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胡安国《春秋传》的君臣论代表了宋儒关于君臣关系的认识。胡安国主张"人主大臣为一体",并将其理解为"一心"、"天理",体现了宋儒政治主体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的深刻关联。胡安国主张"大臣任大事",以"卿大夫"为"国君之陪贰","列国之卿"是"其君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体现了宋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