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与宗教礼仪

孔子以道德情怀改造了西周的德性神灵,他对天、天命始终怀有敬畏之情,而对无德之神怪则避而不谈.同时,孔子对宗教祭祀中那种敬畏、虔诚、全身心投入的态度十分赞赏,通过对宗教的改造成一人文道德境界.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论董仲舒以"天命"论等为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董仲舒以"天命"论、"阴阳五行"说为其哲学认识论的,以"服制象天"、"象天之德"为其方法论的,以"爵弥盛者文弥缛"为其服制文饰法则等的服饰美学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移易的"礼乐文化"的规定内涵和美学原则.     

论董仲舒生态神学思想

从宗教神学的宇宙观高度,董仲舒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终极关怀.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君,是造物主.祥瑞和灾异是"天"赏善罚恶的生态神学表现.作为"天"在人间的代理者--天子的责任和使命是谨承天命,爱护百姓,关爱自然,与其他生物平等、和谐相处.故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朴素的生态神学思想.     

叶适天论及其政治观照新探

学界之前认为叶适的“天”仅仅是物质自然之天,事实上,叶适思想中的“天”更为首要的是其宗教超越性和道德性的内涵。叶适的天论思想继承了上古敬天、畏天的传统,主张顺着宗教超越意义的“帝、天”而敬天、畏天、奉天、法天;其“天德”思想及其将“德”视为天命归属之唯一根据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天的道德性。此外,不同于宋代理学以“道德”统合天人时注重个人之心性与“天”相贯通的作圣之学的理论和工夫,叶适以“道德”架构的天人关系,主要是落在政治视域下“君”“臣”“民”与“天”的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民众心性的上达于天,而是在君臣共治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事业来传达的。因此,叶适的天论思想承接了上古以天论为现实政治之基础的传统,表达了君臣在保持对宗教超越之天的敬畏下,以“德”为纽带,共同构建王道政治的意涵。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孔孟论人的两个视域及其内在困难

在孔孟的哲学思想中,"人是什么"不仅取决于人之为人的应然规定,更取决于人之为物的本然基质.以人禽之别为依托可以明确人应然的伦序本质,进而促成人对人化存在的自觉.在本然层面,通过对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人作为万物之一分子被归置于天命的宰制之列,以致卷入流行不已的命运大流.基于"死生有命"的必然趋向,"则天"与"事天"分别成为人谋划其在世意义的两种可能形式.前者("则天")以对天命基质的理性自觉为契机召唤着人生在世的积极作为,后者("事天")则以性天统一为基点指引着本己人性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化.较之于应然层面的思考而言,孔孟对人在本然层面的阐发(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说)表现出明显的泛道德思辨倾向,由此滋生出其在理解上的内在困难.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探微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这一思想,在内容上,源于六经的天人图像;在话语上,承继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这一思想的建构思路是首先通过区分"人之天"与"天之天",划出已知与未知的领域;然后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对天的善意推测而建构起"万化无私"之天的"天显"图像,并反过来以其证"天命之性"之纯、人性之善的"身体"图像;最后通过"践形"的方式而实现此两种图像的现实的合一。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对立的天人图像及其话语系统,具有纠偏救漏的意义。     

中国古代天人之论真能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吗?

殷周之际 ,周公“损益”殷商宗教 ,纳“德”于宗教信仰系统之中 ,作为天人沟通的根据 ,形成了“天人德合”的天命观。春秋时期 ,由于社会转型的外缘助力 ,西周天命论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 ,构成天命论的诸多要素 ,特别是天、人等要素遂逐渐发生分化 ,并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 ,老子与孔子反思夏、商、周三代宗教及春秋时期的政治现实 ,借助于西周天命论分化带来的丰富文化资源 ,扬弃“天人德合”的思维模式 ,分别建构了“推天道明人道”和“推人道达天命”的哲学体系。《易传》综合二家之说 ,围绕人与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人与社会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 ,建构了颇具特色的天人之学 ,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思路。所以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问题主要是用来解决伦常名教的形上基础、人之为人的根据以及终极关怀等安身立命问题的 ,而不是用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等问题的。中国古代哲人几乎从不用知识论的进路考量天人及二者之间的距离 ,而是靠修养、直觉、(准宗教性的 )情感体验来感受天人之间的默契。由于是一种默契 ,也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因此 ,理解的空间也就相当大 ,能充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以德为本:孟子"和合"思想的特质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相应地,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殷周之际道德气质转型刍议

殷周之际中国社会的道德气质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殷代,祭祀占卜是获知天意的唯一渠道,只见"神灵"之德,而不见"人"之德。到了周代,统治者尤为强调"帝命不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天命后于人德""克明慎德",天命不常在周初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周人对殷商天命观进行了颠覆性变革,将原来尊顺神灵旨意的单向度的神灵庇佑,转换为天人关系视域下的天人互动。但殷周人文转向并不等于宗教性的完全消失,其所谓"连续"也不完全等同于"因袭",而是呈现出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     

西周初期的"维新"政治思想

西周之初,统治者吸取殷商末年暴政失民,早坠"天命"的教训,对政治法律制度等进行了"维新".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政治法律思想的"维新".周人对天命观的改造,并因此而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纲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积极反应,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德政文化"的序幕.     

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演进

"德"之初是先民刻画种子发芽以求得庄稼成长的一个巫术,随着氏族部落的产生,"德"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殷代甲骨文中"德"正是"祖先祭祀"的意思.西周"德"义从单纯的"(牛羊)祭祀"改良为"心、行"祭祀,春秋"德"义开始祛魅:(1)孔子以"仁"代"德",用他的"仁"观念将周公之"德"人文化.(2)子思在"德之行"的基础上首唱"五行学说",全面开启了儒家天人之学、心性之论、王政之道.     

从“殷质”到“周文”:商周籍田礼再考察

周公作为元圣,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礼乐的制作,始自周公。清华简《系年》明确记载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创制的目的是以收获物祭祀上帝,抢夺祭祀权,实现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迭,则西周礼乐的制作,在武王时代已经发轫。和"公田"对应的概念是"私田",籍田属于祭祀田,与公田的性质明显不同。《系年》称帝籍为"千亩",《令鼎》称"諆田",名称的差异,说明西周籍田不止一块,而是存在众多块。千亩为天子祭祀上帝之专名,晋国作为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祭祀上帝之礼,自然也没有千亩之地名。千亩在周武王时期才有其名,所谓千亩在夏朝末年自山西传至镐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宣王千亩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当为一次,其结果不同,可能与史官取材的视角、所持的立场有关。从商代设立籍田,商王亲自观耤,到周武王创制籍田礼,天子亲执耒耜,展现的是质文代变,由"殷质"到"周文"不断转进的文明历程。     

西周的“天德”观及其伦理影响

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总结夏商覆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将夏商以来的"天命"观,变革为"天德"观。西周创立的"天德"观,其基本内涵有:天赋王命、德乃天立、唯德是辅、敬德保民、以德施政、以德配天。西周的"天德"观,对后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伦理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继承发扬西周"天德"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积极有为的"天命"观、天人合德的"天德"观、德主刑辅的"德治"观、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和修身养性的"修德"观。     

简论张载“天亲合一”的和谐思想

张载在本体论上提出了"气"说,认为天人一气,天人同质,打破了天人异质学说中的等级界限。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天人同性的"太虚"说,认为"太虚"是天地和人的精神意识的本原,由此人就具有了天地的健顺之德。他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同时还从生死观方面论述了人心之和谐。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