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从诗史互证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诗义重章互足说

诗三百篇皆古乐章,其章句措置之法,往往异于他文,故有辞意限于字句音节,不能完具者,则以前后章互足其义。而风诗率采民俗歌謠之作,反复詠(?)者特多。故有一义而离为数章、析为数句者。若专执一章一句而立解,则鲜有合者矣。自康成作笺,已不全了此处。后来(?)经诸家,其(?)斯义者,或增字为说,或则立异解,而不知于本篇各章互求之。盖事有近且易而人之求诸远且难者往往如此。小雅之辞句,间与国风相类,故亦有章别而义相联缀者。若大雅与鲁颂及商颂之长发,虽或于意有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惟其辞气音体皆与风诗迥异,故于义之重章互足者只偶见焉。今试求之国风小雅之中,其易知者,如魏风伐檀首章     

多维视角观照下《诗经》研究的新收获——评刘精盛博士《诗经通释》

自汉以降,解释《诗经》、研究《诗经》者代不乏人。有清以来,人才辈出,名家蜂起,著作汗牛充栋,灼见丰赡,蔚为大观。毛《传》、郑《笺》、孔《疏》、《尔雅》、《说文》固为解诗之本,而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陈奂《诗毛氏传疏》、方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诗经》三篇新义——录自明诗札记

一、《郑风·将仲子》篇今按:《将仲子》述一女子遇一男子之相挑诱,婉言而严拒之.当采自里巷歌谣,无甚要旨,诗义自明.《毛序》盖用采诗之义,以为诗刺郑庄公不能禁制其弟之骄横,以致其叛乱而作.《郑笺》云:"庄公之母谓武姜,生庄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骄慢.""祭仲骤谏,庄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请,固距之.无踰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仲初谏日君将与之,臣请事之;君若不与,臣请     

《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彼淮夷'之?."《毛诗》"泌"作"毖","?"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经类多有之.①"王氏此言未必符合许慎的初衷,但《说文》误以经类中的假借义、引申义证以字之本义则是事实.《说文》引《诗》释义与《毛诗》相较,或字同释义同,或字同释义异,或字异释义同,或字异释义异.研究《说文》引《诗》释义与《毛诗》的同与异,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诗》意是颇有益处的,兹略考如下.     

马其昶《毛诗学》按语

马其昶之《毛诗学》主要采用集说的形式,但别下己意,则用按语标识。通过对其按语进行归纳爬梳,大致可分为:解释经文,申述毛传,文学讲评,申述诗教等几种类型。经马氏疏解,经传之义得以大明。     

高邮王氏勘正《说文解字注》辨正四则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之治段氏《说文注》,要以宗段为主,然不妄立异,亦未改苟同.今于王氏著述中寻析明言段说之非者,索隐钩沉,晓然辨析.凡其所得,即伸未竞之意,至有所失,则力矫其舛讹.参酌先贤诸家之言,复引出土古物为据.综采因声求义,据形索义,群书互证之方法,洞合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真识.冀幸鳌清个中悬解,辨故籍之失解,考文字之源流.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说新解

刘勰提出"诗为乐心"说,含义有以下几端:从创作来看,先有诗,后有乐;从风格来看,诗之雅郑决定着乐之雅郑;从欣赏来看,要欣赏乐,须先理解诗;从功能来看,乐以动耳,诗以感心,二者共成移风易俗之功;从文体来看,决定乐府这一文学体裁的艺术特质的是诗而不是乐。     

《七月》札记——授衣、褐、举趾、殆及公子同归、微行、穹窒

授衣“授衣”是怎么一回事?《毛传》曰:“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此解是含混的,究竟衣由谁授?不清楚。《孔疏》进一步说明云:“毛以为周公云(毛诗认为《七月》是周公所作,故孔颖达阐述周公的意思):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九月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这意思好象是说民奉上命互相授衣。但是《疏》又云:“可以授冬衣者,谓衣成而授之”。则又似由“上”授之。朱熹《诗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毛诗评议序

余年未冠尝谒章先生于曲石之庐,饭后露坐草坪闲话,纵论典坟,旁逮古文奇字。偶及毛诗,先生曰:《大雅·文王》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传》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不为神秘怪妄之谈,是毛公之学,能破除迷信,远离诬罔也。余惟康成以“在,察也。文王能观知天意,顺其所为”笺毛,深得此意。毛公说诗微旨,得先生一言,殆昭若发蒙耳。及先生移居吴下,余每以暇日造门,燕闲侍坐,流连竟夕,经史玄文,无所不谈,各出新知,以为笑乐,未尝检书也。一日及诗,先生曰:张香涛尝渭《尚书》难说,于今观之,《书》尚可说,《诗》殆尤难,以其本事多无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