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安·波特《假日》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假日》显示了穆勒家族女性是父权社会牺牲品的悲观论断，即使像穆勒老妈这样辈分较高的女性也只是丈夫身后一块黑色背景。细读文本发现，小说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显性情节发展背后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在显性情节里，穆勒太太作为父权制度的维护者，时刻谨记女性身份；在隐性进程里，叙述者将穆勒老妈在某种意义上男性化，暗示穆勒老妈才是家庭的主宰。叙述者的双重叙事过程相互颠覆、相互补充，不仅增强了文学审美，也丰富了小说主题。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温特森《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解读

珍妮特·温特森的回忆录《正常就好，何必快乐》是反映女性生存困境的现实力作，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快乐”与“正常”为何在温特森的人生中不可兼得？空间解读可以为此提供合理的解释：家这一“表征空间”再现了温特森的童年创伤记忆；教会与学校性别教育反映了父权社会“空间表征”对女性的规训和压迫。温特森因此进行了挑战性的“空间实践”，为女性打破父权社会秩序、突破“空间表征”制约、唤醒女性主体意识指明了救赎之道。     

论《乡村情感》的价值取向

张宇的《乡村情感》不仅宣泄着浓厚的父权、夫权和族权的观念,而且更是站在以大男子主义为中心的立场上对女性进行压制与贬损。小说处处流露着男性中心话语意识,将女性驱逐到社会人生舞台的边缘,从而矫情地宣称乡村的这种“爷们”文化乃是城市文明的“源头”。     

作家笔下的女人们─—女性意识的解读

女性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即社会（父权话语中心）对女性的认识和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从男性话语中心的女性、女性的突围和女性意识的期待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女性意识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批判的成熟，有赖于对男性话语中心有效的颠覆与扼制。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简?奥斯丁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童话变奏

简·奥斯丁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位女性作家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在其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童话模式，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改写、修正和颠覆，凸显了女性主题，揭露了童话中体现的性别歧视和父权中心本质，挑战和颠覆了父权意识，使经典童话成为表达女性话语、张扬女性意识的变奏曲。     

小议儒家丑化女性的主要形式

儒家思想主导的父权文化 ,常把有个性、不符合他们游戏规则的女性 ,称为“河东狮子”、“狐狸精”和“祸水”。这是对女性的丑化、贬低和污蔑     

对影视剧中母女“共生”关系的审视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母女之间亲密的“共生”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指,并具有深度的人性和文化内涵。“共生”导致女性在潜意识中对母亲的依赖以及个体逃离这种关系的艰难;而母亲形象由于受到几千年父权文化的建构,具有了双重的属性,在父权体制中起着辅助性的功能。让母亲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让女儿从母亲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并获得个体和精神的真正独立,是影视作品女性意识建设的新课题。母女形象;“共生”关系;父权;建构;女性意识     

对“厌女”“被看”的颠覆——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解构主义分析

《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十三个妓女为保护一群女学生而英勇献身的故事.抛开这些感人的故事情节,人们发现影片背后隐藏了诸多的权利斗争,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斗争尤为激烈.在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人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处于一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下,女性被男性控制和规定,而女性却处于沉默的失语中.面对父权统治的社会,男性还将女性虚构成“天使”与“厌女”的类型,一方面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利统治,另一方诱发了女性间的斗争.因此有必要来探讨用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析这些利益之网的实质,解构“看”与“被看”的模式以及通过对女性特质深入分析来颠覆父权社会虚构出的两种女性的谎言.     

丁玲前期小说的女性话语建构

丁玲的前期小说通过对男女两性人物关系的颠覆性设置(男性成为女性的审美对象、欲望对象、价值评判对象)，女性欲望(性自由取向、性与爱相统一的情爱追求)的激越性表达，女性情谊的抗议性诉求，建构了与“五四”时期寻求与男性结盟以反抗父权文化的女性文本截然不同的话语形态。     

"怨女"银娣的挣扎和悲剧 ——基于隐性进程理论的解读

张爱玲的《怨女》不仅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银娣自己的救赎史。小说描述了“怨女”银娣坎坷悲剧一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娘家的乡下生活与婆家姚家大家族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银娣虽然改变了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却陷入了荒芜，姚二爷的身体残疾和姚三爷的无情将她的梦彻底地粉碎。银娣的反抗、挣扎跨越了时空，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体和群体的象征，张爱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银娣的实践和经历，来探寻女性的摆脱命运之路。《怨女》有很多张爱玲渴望诉说之言，只是这些言语隐藏在文字和显性进程的后面，如果能够采取“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理论阐释《怨女》，将会使深层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起着重要的作用。《怨女》显性进程围绕婚前、出嫁、婚后、偷情、分家、借债、躲债等情节展开，而隐性进程则隐藏的是造成银娣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父权的社会中银娣希望通过婚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的，小说中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相互之间形成呼应、衬托与补充、完善，使得《怨女》的主题更加丰富，银娣的形象更加丰满，其哀怨更加令人扼腕。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虚构的权威:《紫色》中的"女性声音"品评

《紫色》是美国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它是一部由92封信组成的书信体长篇小说。该小说于1982年出版,是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乃至世界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通过公开女性生活隐私的某些方面的“女性声音”,揭示了主人公西丽遭受的性虐待、失去话语以及自我身份消失,折射出女主人公西丽反抗种族歧视和父权社会、颠覆父权话语、寻求自我身份、性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幸福生活以及建构女性声音权威的心声。     

原型批评：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劳伦斯倾力刻划过众多的女性形象，但本文认为，隐含父权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现出男性本位神话中的女性原型：大母亲、悍妇、睡美人。这样的女性形象远离了女性存在的真实本质，折射出作者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中对女人的期待、憎恨和恐惧。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观

本文通过莎士比亚的晒部罗马悲剧和四大著名悲剧探讨了剧中反映的至高无上的父权意识、贯穿全剧始终的“阉割情节”以及莎翁笔下的两极化的女性形象，从而认为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是保守的、守旧的。比其在喜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更具有悲观性和失望感。     

“双性同体”：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

“双性同体”是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达到了性别超越的新境界。《女勇士》是多元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小说首先通过“花木兰”的师傅—老汉老太太,表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思想,即双性同体的始原模式对父权中心的消解。然后着重塑造了“花木兰”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艺术形象,她既替父出征,英勇杀敌,同时又在军中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是一个有着复杂而混淆性别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汤亭亭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通过对《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认为双性同体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父权中心,是对人类历史形成的两性间对立、冲突、压迫与反压迫关系的反拨,双性同体的“女勇士”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完美的“人”的代表。     

亨利·詹姆斯《德莫福夫人》中的全景敞视与医学凝视

亨利·詹姆斯早期短篇小说《德莫福夫人》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注,表现了对意识中心叙事手法的实验性运用,该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故事是在他人的“凝视”下展开的。运用米歇尔·福柯的凝视理论,从空间结构、全景敞视和医学凝视等角度解读《德莫福夫人》中女性作为附属品被父权社会物化的地位。詹姆斯在该小说中描写了不甘于被男性操控、争取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德莫福夫人的女性形象,体现了詹姆斯对女性地位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父权社会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学“姑恶”主题的性别表征

“姑恶”主题在中国古代诗词和小说中大量存在,“姑恶”成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性别理论观照下,“姑恶”叙事虽然有明显的性别语法,但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提示的“妖魔化” 女性有所不同,“姑恶”所表征的婆媳性别关系具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性。一方面,婆媳关系是父权性别机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代行父权的母权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姑恶”主题表征,建构着父权机制之下的姑贤媳孝性别理想。     

从《威尼斯商人》的女性人物塑造看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本文借助女性主义"妇女形象"批评方法分析《威尼斯商人》,发现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批评的男性笔下两个极端类型:好女人,坏女人;相反,他塑造了反传统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同男性形象相比,女性处于主动、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因而打破了父权中心,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指明了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