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透镜下的学术腐败

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学术腐败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学术腐败者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之所以敢于违反法纪,不是因为他是法盲(学术腐败者往往是精通法纪、善于利用法纪盲点从而逃避制裁的“专家”),而是因为他预期学术腐败收益大于学术腐败成本,是高效益的行为。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学术腐败行为往往都是在学术腐败者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过“学术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学术腐败发生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即案发概率,也是学术腐败这种“经济活动”的风险程度)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否通过关系或私下交易逃避惩罚;如果被惩罚,将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能否以“道德处分”代替法纪处分,能否以罚代刑———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预期代价即“学术腐败成本”很低,预期收益很大,就可能选择学术腐败。     

新制度经济学与品牌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看待影响和制约人类行为的局限条件,人们追求"在收益一定条件下的交易费用最小化";品牌经济学则是从选择成本角度看待影响和制约人类行为的局限条件的,人们追求的则是"利益一定条件下的选择成本最小化"。二者是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局限条件从不同视角的考察。但二者都是价格理论的应用与拓展,只不过是扩大了局限条件的范围。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自建国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历几次重大变迁。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再度改革,究竟是何因素推动汇率制度变迁并决定未来变迁的路径与方向?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入手,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并尝试解答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以及未来的变迁路径与方向,为解释汇率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变迁路径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在教育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制度严重失衡。形成了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而政府作为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制度变迁的个体,要承担起本应承担的责任。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建设的路径取向应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供给取向,政府、学校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运行和改革取向和兼顾整体、均衡的制度变革取向。     

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由于掌握了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家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运行与演变 ,将原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视为给定的东西——制度 (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 )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 ,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因此 ,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并作为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命。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考试作弊的性质、原因和考试作弊屡禁不止的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讨论,以深化对考试作弊的认识,为防范考试作弊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文章认为,考试作弊的治理要从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三方面下功夫。正式约束体现在国家法规政策上,非正式约束体现在大学生伦理道德上,实施机制体现在学校的校规校纪上。几方面齐抓共管,才能有效遏制考试作弊。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其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其制度分析围绕“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而展开,并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现实的制度分析入手,直面现实的实证研究使得人们的视野转向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科学。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信访代理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评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现状反映在信访制度中产生了许多的矛盾现象与不平衡趋势,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学界关于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的讨论,应该以信访制度是否存在适应性为标准。通过对信访代理制这一信访制度的新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信访代理制度体现了体制平衡的一种自主维系,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制度平衡的一种行为选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信访代理制的推动与信访过程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信访制度存在合理性,现行信访制度的改革是适应现阶段中国转型期的现实状况的。     

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以科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关联性。新制度学派借助新古典分析体系,实现了制度经济学演进中的质的飞跃,修正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也对马克思经济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比较分析,回答了新制度经济学究竞“新”在哪里。     

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新制度经济学的三种分析指向

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分析指向: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指向.交易成本的分析指向在研究对象、理论假设等方面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樊篱,但在方法论上继承了相对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历史的分析指向对路径依赖、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现象做了合理的解释;而文化的分析指向则在学术体系的自洽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看,分析指向的不同源干认识路径的差异,而认识路径的差异导致了制度研究的层次性.认识不同分析指向所研究的制度层面及其边界,无疑对学科的发展及中国的制度变革,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制度资源·制度瓶颈·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学校德育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是学校德育的重要资源,它可以矫正学校德育遭受的负外部性侵害,促进学校德育外部性内在化以及实现学校德育交易费用的节约。然而,当前学校德育出现制度结构性非均衡状态、制度路径依存以及制度失灵等现象,使学校德育受阻于制度瓶颈。只有采取激进式强制性、渐进式强制性、激进式诱导性和渐进式诱导性四种方式对学校德育进行制度创新,突破制度瓶颈,才能切实提高学校德育绩效。     

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欧洲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演进分析

转会制度是足球职业联赛的管理者对球员在不同俱乐部之间流动加以规范的各种规则和约束。它可以提高俱乐部和球员对未来预期的确定性,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同时也能对机会主义等不法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一项合理的转会制度对足球职业联赛的良性发展,甚至对整个足球运动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足球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五大联赛国家已经通过上百年的发展和沉淀,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足球转会制度。我们通过分析欧洲足球转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以求对中国足球转会制度提供某些借鉴和参考。     

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正面临着深刻的制度变革.过去那种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下运行,以保障全面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人们参与动员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制度经济学看企业文化的性质和功能

企业文化是关系到现代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已经成为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方面。但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仍需从经济学方面加强理论探讨。文章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对企业文化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法律生态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界定

法律生态化日益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但尚未形成对法律生态化的统一解释。在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法律生态化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依据,将法律生态化重新界定为法律制度向生态化方向调适的制度变迁过程,从而揭示其制度表现和内容,能够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更深刻地透视法律生态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内涵及构成,解释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旨在对这一制度做更深层次的探讨,分析它存在的缺陷,以使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理论概括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之一,制度经济学已深入考察了诸多经济问题。制度经济学溯源和演化都有多条路径,且它们之间尚有交叉和互补的趋势,但其中新制度经济学总体上还是具有较为明确的特征。它并未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而是在继承其基本内核的同时又做了一些重要发展。它不仅改变了行为主体和分析对象,而且实现了企业和家庭、市场和企业以及政府和微观主体在分析上的统一。新制度经济学诸多分支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定理展开的,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科斯定理的具体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和博弈分析等方法,也显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自身特色。     

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将劳动、资本及技术进步归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忽略了制度因素。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均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新制度经济学陷入“制度决定论”。当前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用成分,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做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