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学界郭象《庄子注》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郭象及其《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学界探讨的重点集中于郭象《庄子注》的著作权问题、诠释方法、玄学观、纵向比较研究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但总体来看,郭象《庄子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向秀、郭象《庄子注》对读研究——以王叔岷《〈庄子〉向郭注异同考》为中心

向秀、郭象《庄子注》公案一直是魏晋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由于文献不足征,尚未形成共识。在诸多研究之中,王叔岷《〈庄子〉向郭注异同考》用对比研究法将其当时发现的所有向秀注佚文与郭象注文进行对比,以揭示二者关系。然王文以罗列材料为主,没有对所列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并不能清晰地揭示出二者的关系,且其归类有不尽合理之处,实有继续研究的必要。通过对王文所列材料进行研究发现,向、郭所用《庄子》版本不同,注书体例稍异,且文字完全相同者所占比例不高,更有郭注纠正向注的例证,故郭注当是对向注"述而广之",而非"定点文句而已"。     

郭象“性分”思想的矛盾两重性及其评价

“性分”思想是郭象哲学的核心与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郭象“性分”思想统合了先天、不变、必然的“命”与后天、可变、偶然的“遇”,并以“遇”为“命”,强调“性分”的自然而然与理当如此,这就决定了“性分”思想具备先天与后天、不变与变、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两重性特征。此外,对郭象“性分”思想矛盾两重性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就抽象理论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个人身心的安顿;就具体现实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庄子与郭象——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注谈起

文章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象注释,探讨庄子与郭象思想的差别与联系。庄子以"小大之辨"指点人们从浅近的功利追求脱出,而成就"逍遥游"。此为"无我"的"天地境界"。其形上学为借宇宙论开出的"齐物"论与借认知反省建立的齐"物论"。郭象则通过破解"小大之辨"使人们回归每个个人之"自然性分",以"自得之乐"为"逍遥游"。此为"当下个我"的极度彰显。其形上建构为指认个体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具至当性的"万有独化"论。郭象在思想脉络上仍属庄学的进一步开展,其"有"论与裴頠的"崇有论"在学理与价值取向上有原则区别。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杨为民：“无我”与“有我”

对他而言,“无我”更多地体现了责任、热游口包容。“有我”则是没有迷失自己,守住自我。正所谓．畅游于“有我”与“无我”之间,方得通达人生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自由与枷锁--试论《呼啸山庄》中的矛盾主题

对于《呼啸山庄》一书的主题,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文章从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入手,结合对作者艾米莉.勃郎特性格、经历的分析,强调了小说所表现的深层次主题人们追求自由和自我束缚两种倾向的矛盾。     

矛盾中的闪光——浅谈《红字》中的珠儿

《红字》中的珠儿是作者霍桑着力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她是自然、完美的象征。她的形象映照出小说人物的矛盾关系和当时的社会宗教矛盾,同时展现了作者霍桑矛盾的思想。她的完美揭示了矛盾的存在,并在这种碰撞中给作品以希望的闪光。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有”“无”之间——论史铁生创作的精神矛盾

史铁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一个具有独特的生命悲剧体验的作家,他以一种诗化的写作姿态揭示了生命的荒诞和人性的复杂,其作品主题深刻,启人深思,获得了当代文学评论界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推崇。遗憾的是,他并未能全面超越现有文化的限制,在精神的探寻中内心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徘徊于主体、价值、目的的“有”与“无”之间,寻找着生命的妥协与自足,从而限制了其创作的精神高度。     

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读《人间词话》札记

诗词的境界应该是情景交融,即在“物动情,情融景”的交融中,把情与景高度完美地统一起来。但是,在我国古典诗词中情与景的结合却不只是一种模式,在表现上往往纷呈出多种多样的情状,有的境界是以写景为主,有些境界却以直接抒情为主。对于这些特点我国古代文论家早已注意到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就说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在这里已形象地指出创作中的“图貌”与“附声”的区别,即直接描绘客观景物的神态与外貌的“图貌”,要“随物以宛转”,更加重视客观     

逻辑矛盾、辩证矛盾还是拟似矛盾？——摘揭“逻辑皇冠”的明珠

逻辑派‘谎者”“理发师”和“（韩非）矛陷盾”论题,同犯隐蔽的矛盾谬误。当被揭发后,“千古之谜’简明消解了,三者均可简化为明显的矛盾“P而非P’,四者均可称为“自我否定指涉”。当我们更进一步揭发‘谎者”随后又犯“复合命题’谬误,指出‘谎者”只是“拟似真矛盾”,更能超越逻辑派而直面辩证派的“辩证矛盾（真矛盾）”,更彻底地消解了它。辩证派的“亦此亦彼’论题否证逻辑派的“不矛盾”律。     

《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

《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20世纪以前，对于《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指出“矛盾”的阶段，即使涉及“矛盾”的成因，也都认为是作者的疏漏或失误等。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前，似乎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从成书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但大都侧重于将“矛盾”的成因归结为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的痕迹，或是两书合成而留下的痕迹。这从大的方面来说，仍属于作者疏漏或失误的范畴。而从多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春秋》“微言大义”与《庄子》“寄言出意”辩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公羊传》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他们的解释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是“六经注我”的典范。董仲舒认为《春秋》有“微言大义”,郭象认为《庄子》“寄言出意”,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微言大义、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而与常言常义相分。微言、寄言,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真假、实虚、有无难辨;大义、出意,即孔子、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微言与大义、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在解释方法上,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庄子之意;在解释效果上,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略论《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关系”中的矛盾观点

《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的共同特色是用矛盾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进行辩证认识,矛盾意识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把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关系的辩证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马氏文通》中的“矛盾”得到的启示——以词(字)类有定无定说为例

本文以《马氏文通》词（字）类有定无定说的“矛盾”为例，从对“矛盾”的分析中得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三点启示：一、照搬西洋语法理论框架来范围汉语是行不通的；二、不为理论而歪曲事实，也不为回护理论而掩盖事实；三、研究语法（包括语言的其他方面）必须坚持从语言的民族特点出发     

平淡中的浓烈哀情——《呼兰河传》的叙事矛盾

阅读萧红的<呼兰河传>会产生轻松愉悦继而又沉重哀伤的感受,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是由其叙事矛盾造成的.同时,如果联系到作者的身世和创作心态,会对这种感受以及叙事矛盾的形成有更深入的理解.文本的开放性使它不仅是对一己情感的抒发,而是体现了人类永恒的悲剧,文本因此具有了多义性.     

科学与伦理的对立——《弗兰肯斯坦》矛盾解读

作为英国恐怖科幻小说的开创性作品,《弗兰肯斯坦》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文章对小说中的矛盾进行了解读,揭示了隐藏在矛盾背后的必然性,总结了矛盾的总根源,即科学探索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以期达到解读这部小说的目的。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