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功过是非

王云五自 192 1年起主持商务印书馆馆编译出版事务 ,193 0年至 1945年担任该馆总经理 ,前后共达 2 5年之久。对他的改革举措 ,尤其是推行科学管理法 ,历来有争议。本文论析这一阶段商务改革的功过是非 ,认为总体而言 ,改革有利于商务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科学管理史上也应有相当的地位。     

出版家王云五与胡愈之关系探讨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及其广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为切入点。重点论述王云五与胡愈之这两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他俩观点和立场的异同的时代环境因素。     

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

在印刷时代,出版物是人类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出版机构也成为人类创造知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枢纽。与此同时,出版机构也是一种商业机构,它需要获取足够的利润以维系正常的运作,满足其人员的各种需求。正是这两重属性决定了出版机构必须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做出完美的平衡。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机构中最杰出的典范,它为中国的现代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试论宋代在中国图书史上的地位

图书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它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标尺。宋代以其各类著作繁多,刻印数量巨大,校勘精确,形式美观,工艺先进,在古代图书史上耀人眼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直至今日,宋版书仍有流传,嘉惠学林。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以见其在中国图书史上的重要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方志史上 ,元代方志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起着承前启后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得到发展 ,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更突出地表现在创立了新的方志种类———“一统志”上。同时 ,元代在方志理论上也作了进一步探讨 ,并有新的发展。正是由于方志在元代得到了继续发展 ,为明清方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试论河南书法艺术在中国书学史上的地位

一、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河南的地理位置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甲骨文、金文是我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篆书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分大篆和由大篆简省形成的小篆。大篆流行于商周至战国时     

王云五和近代图书馆

本文论述王云五对于近代图书馆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担任东方图书馆馆长；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推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举办图书馆学讲习班。     

试论中国当代出版理念与出版思想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以策划为基石和高起点建构的当代出版七大创新文化理念 (出版策划、出版产业、出版市场、出版效益、出版精品、出版品牌、出版国际化 ) ,不仅是一种高级的编辑思维活动形式和优化的出版行为 ,而且还是中国当代出版思想体系建设和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这一出版理论品牌和出版思想品牌的形成 ,体现了出版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认真探索的精神。当代出版思想体系充满着哲学的辩证关系 ,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 ,形成新的合力、辐射力和渗透力 ,从而为增强出版创新提供了一种深层的发展动力和智力保证 ,推动着出版整体的优化升级和优质高效。建设当代高品位的出版思想体系 ,要坚持道德和法治两手抓的原则     

近代社会信用观念史形成与演进

清季民初社会剧变引发中国社会思想深刻变化。信用随着社会性的扩展而发生创造性转化。从观念史的角度看,首先,信用术语由日本入华的文化交流历程而形成种种信用论说。其次,在观念与社会事实上,四民秩序解体后信用日益成为社会生成与团结的纽带。最后是信用论的形成,中国由人情社会艰难转向契约社会,信用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枢纽性作用。     

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同时还存在很大不足。具体表现为 :在文献史料方面 ,一则史料建设不够 ,二则对待史料态度不严谨 ;研究者自身知识面较窄 ,学风不踏实 ;理论研究十分薄弱 ;研究内容涉及面不全 ,过于琐碎 ;与其它学科交叉融汇的较少 ;缺乏自由的学术争鸣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发展迅速,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些著作和论文。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发展进程、史料价值以及外国传教士与近代报刊、近代妇女报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并非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崇高地位.何况,两者之争仅在于定义上的差距,以此争论谁是第一,并无多大意义.     

对近代中国娱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学界对近代中国娱乐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区域上看主要以上海和汉口最为突出,内容包括电影演员群体、舞女群体与歌舞团、戏曲演员群体、其他曲艺艺人群体以及观众群体和相关人员的个案研究五个方面。就视角而言,主要体现在娱乐与政治、娱乐与体育、娱乐与报刊、娱乐与新技术的应用、娱乐与小说五个方面。至于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娱乐史的研究范围、理论、方法尚未形成共识,研究内容尚需深化,资料建设有待加强三个方面。     

非线性社会发展轨迹和当代中国之历史跨越

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经济必然性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 ,也承认其他因素交互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从而使社会主体能够在客观形成的可能性空间中自由地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想途径和实现模式 ,使社会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当代中国社会主体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跨越”,是历史发展中非线性辨证图景的展现     

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原初论题

中国现代诗学是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阶段,学说观点复杂众多,初步形成了“人生与艺术”、“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洋”三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诗学理论(主题)范畴,而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人生与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第一话题。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这一问题局限在“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的争论中,其实这一论题有门户之见的宗派根源,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反映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初级构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过程。     

中国近现代主流文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近现代主流文化就是中国近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经历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文化、宣传科学民主的新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三大历史变迁,逐步形成了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王国维：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奠基人

王国维融合中西古今,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基石。他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提供的奠基思想主要内容是：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只能凭借＂美＂得到暂时解脱;＂美＂存在于超功利的事物形式和主体心境中;对象形式的不同特点引起不同的快感反应,产生＂优美＂与＂壮美＂的分别;＂美＂的形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人间嗜好＂,其中＂文学美术＂是＂最高尚之嗜好＂,这＂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顶点;文学的审美特征是＂情感＂与＂想象＂;词曲的最高审美成就是＂意境＂;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是通过典型塑造描写人生悲剧的解脱之道;＂美＂不涉利害的＂无用＂之用正是它在社会中的＂价值＂,＂美＂因而拥有不依附于政治道德功利的、天下最神圣最尊贵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