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

针对近年来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族群"取代"民族"的学术主张,本文着重从中文情景中对"族群"、"民族"含义的理解切入,以另一种思维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认为族群不能等同于民族,不能与民族互换,更谈不上取代民族.     

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跨境族群与跨境族群分离主义

跨国境线而居的族群,既受他国同族人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对他们的吸引,也有对母国的政治认同。一旦跨境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加上母国民族政策的失误及国际势力的蛊惑,跨境族群的不满情绪就可能酿成分离主义,并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权"的蓄意歪曲;国际势力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的推波助澜;泛民族主义的泛滥和蛊惑等。面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当代主权国家的疯狂解构,既需要继续推动和发挥联合国在反对与遏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中的作用,也需要跨境族群母国加大民族国家构建力度以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关国家在治理跨境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上积极合作。     

"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族群认同与互动——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族群意识与体系

民族认同,作为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首先提出自己有关民族认同的定义,并根据民族和族群的不同层次对认同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即分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其次,通过对实证调查资料的分析,证实了恩施地区族群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针对恩施土家族、苗族的需求,提出族群具体政策上的对策和建议,以达到增强民族认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目的.     

慎用"族群"——族群研究的中国语境思考

对大陆族群研究历程进行回顾,透过民族和族群争论的表象挖掘族群理论与民族理论的本质差异,认为族群研究对不同族群间的共生和合作关注不够,暗含了不平等、分化、排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的"‘同'中取‘异'"的思想,更加体现其主观认同性与情境性的特点;而中国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一脉相承,民族研究注重引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之精神,至始至终贯穿着在多民族的"异"中求得"大一统"的"同",更加体现其重根源,顾大局,讲包容的特点.文章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讨论族群研究问题,针对族群研究的偏激和泛化倾向,指出在中国语境中应该慎用"族群",从而正确对待族群研究.     

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长达30年之久的瓦乡人民族识别工作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关注。     

民族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的分形解释

从分形视角解释民族与族群乃至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的关系,依次指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在于民族理论学科与人类学学科的分维联系,认识这种联系有利于准确把握相关概念,实现跨学科互补。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民族与族群:不等位的判断价值

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可无限细化亦可无限扩张的表述,而"族群"定义是以文化为基本指标的,它亦因此而有了若干的定义。"民族"是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概念,其内涵及外延在政治上、学术上及民间话语中,都已约定俗成,文化不是其惟一的基准指标。两个概念居于不同层次,可构成合理有效的研究网络。     

论少数民族家族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以唃厮啰家族研究的个案为例

少数民族家族史的研究是中国家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唃厮啰家族为例来对少数民族家族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可以看出,由于少数民族家族大多地处边疆,地理位置的偏远以及民族的杂居造成少数民族家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又导致了其史料的复杂性和分散性,并且存在着诸多的错误。所以在研究其时,要充分利用多种史料;对史料要进行甄别、鉴定;要进行查漏补缺。     

论宋濂的族治思想——从“定规聚族”的层面来论述

宋濂宗族思想丰富,其中以聚族为重点,他认为定规聚族是睦族之本,作用在宗谱之上。该文从三个部分对其聚族思想进行论述:一是总体规划;二是定规聚族;三是小结。宋濂固然重视宗谱的重要性,但更重视定规范,认为它是睦族的最佳途径。     

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犹如一硕大无比的雪球,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在汉民族形成时期,其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沧桑中呈现出互动融合之势,这其中主要包括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及其向夷、蛮、狄的波及和扩展。其间的族群认同,即族群身份的确认（其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型过程。     

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农村现代化的进行,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已出现变体,现在的宗族与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在规模及影响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理性地分析其复兴的原因,全面了解它在农村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宗族资源来进行乡村治理.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试论族权对壮族传统婚姻制度的影响

壮族婚姻制度受到族权的影响。其影响反映在换亲、转房婚、招赘婚、不落夫家等方面。要使壮族婚姻冲破族权的桎梏 ,任重而道远。     

族群认同与互动：兼论苗族瓦乡人的族群意识

对苗族中的瓦乡人,学者们只从语言的角度争论其族属问题。用族群理论,从族群认同与互动的层面进行探讨,能更深刻地理解瓦乡人的族群意识。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家国同构与贾府家族文化

《红楼梦》文本中,宁国府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氛,是道教在现世中的象征;荣国府充满着强烈的儒教氛围,是儒教在人间的折射。儒教、道教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儒道并举,儒教为主,道教为辅,统一于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文化体系,共同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态。贾府家族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贾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国文化,由贾府到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这就是《红楼梦》的家国同构思想。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