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自由诗诗体流别略论

191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白话新诗,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中国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奏曲。这场诗歌革新真正演为一种“运动”并逐渐形成高潮,是经由“五四”的风涛推动之后。“五四”的影响,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国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无疑为白话诗的流传准备了读者的基础。与此同时,白话的报刊纷纷成立,登载新诗的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白话诗的作者自然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觉悟,对于包括白话新诗在内的“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白话新诗因此而得到了“自由发展”。加之实际的需要,更把白话新诗作了抒情、记事、写景、论理的工具,借白话新诗表达对于新时代的新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凡此种种,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以理灭情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景与理,在抚慰他的忧虑苦闷上获得一致,并进而统一在一起。景与理都是谢灵运用来消忧的工具,二者的地位是相等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与玄言诗中的景色描写有很大的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学习当时的山水之作,而不是玄言诗中的山水描写。     

略论隋代诗体的格律化进程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隋代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近体绝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诗已近于成熟，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也已具雏型，甚至类似五言排律的形式也大量出现。     

略论谢灵运与诗的律化

处于刘宋“诗运转关”时期的谢灵运,除了在诗歌内容上开创了山水诗一派,还在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文体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活动以及诗歌创作分别在声律、对偶、名句锤炼方面对诗歌的律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在谢灵运诗中,景是理的感性显现,理是景的内在灵魂;情借理来抒发,理附景而默存;情景之间借理来沟通.情、景、理是三位一体、高度统一的,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其中,悟理是核心,写景是凭借,抒情是目的.     

“诗体小说”《长恨歌》

从"文体"的角度解读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小说三要素即情节、环境、人物刻画为立足点分析《长恨歌》,可以发现其具有"诗体小说"的艺术特征。《长恨歌》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小说叙事技巧,以诗歌的形式给世人呈现出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的帝王后妃故事。诗歌的这种新变离不开诗歌自身发展的客观因素,但同时也离不开天才诗人的大力创作推动。中唐时期带有故事性的叙事诗即"诗体小说"的出现,使得唐代诗歌呈现新的面貌。     

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

生活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是一个多才多艺、著作颇丰的饱学之士。《南史》本传称他“少好学,博览群书”并非溢美。他在文学、哲学、音乐、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造诣,而且通晓梵文,曾与高僧慧严、慧观等人翻译过佛经,称得上那个时代杰出的学问家。当然在他的诸多成就中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文学创作。本文不拟对谢灵运作全面研讨,仅就其文学创作中的诗歌,而且主要是他的山水     

搬家，理一理“破烂”

未来养老的巨大缺口、不断上涨的教育费用、无力承担的房屋贷款以及不可预测的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压在每日为生活奔波的人们身上的“四座大山”。如何合理控制消费、积极投资增值将贯穿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应对这“四座大山”的关键。对支出“心中有数”在社区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基础又相对薄弱的家庭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的生活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家庭成员结构的特殊性又不允许其进行过于激进的投资行为。因此,该类家庭的理财方向应做到对支出“心中有数”,量入为出:一是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习惯,将有限的资金应…     

“理”和“埋”

“理”和“埋”,长得像,远看简直一个样。小树苗,土里埋,“埋”字左边“提土旁”。记住规律想道理,人人争做“辨字王”。识字我能行1.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2.老师告诉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和“埋”     

搬家,理一理“破烂”

搬家与发现“新大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然而,如果你独具理财的慧眼,说不定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说实话,搬家,这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事,就当家理财来说,很有必要在搬家之前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地“理一理”。甚至有人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持家,能从搬家的行为上考察出来。一般来说,搬家,总会扔掉一些“破烂”,一些认为“没用”的东西,诸如旧家具,旧衣服,瓶瓶罐罐,箱箱柜柜……如笔者就搬过两次家,扔掉了不少东西。而那些东西在当时是绝对没用、不值钱的。然而,在后来却发现了这些被扔掉的“破烂”的价值…     

“理”与“力”

针对学生上课迟到,不少老师都采取了“理”与“力”相结合的方案：在课堂上给同学讲道理,陈述迟到的弊处,禁止迟到的好处,进而推出：“不准迟到,迟到者罚站。”在具体操作中,对于迟到者当然要惩罚,严格执行规定,但同时对迟到者进行说服教育,并针对不同的情况在罚站的时间长短上有所不同。其实,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并不时与之打交道的法,也是“理”与“力”的结合。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谢灵运年谱

谢灵运是南朝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为其撰写年谱者甚众。本谱特色有二：一是尽可能把谱主 的行事细化；二是注意谱主与时事、与当时重要人物的关系，便于读者了解谱主在时代坐标中的创作与行事。     

“理”之法意

中国人历来喜欢"讲理",中国古代就有"以理统法"之说,情理、道理中包含了中国人的法意识、法观念,"讲理"之风,一直是中国人的法律生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中国讲的理,从来都不是西方式的形式理性;历史上的中国法律理性,也不是有如机械般可以计算的法律理性。与西方形式理性化的法理学不同,中国人的"法理化"包括了天道神性(道)、社会理性(理)、国家理性(法)三个部分,包括了道、理、法三个部分。由道而生理,由理而生法,因此作者称之为"道法学"或者"理法学"。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池塘生春草”非谢灵运梦惠连所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的名句,对此,前人交口赞许,称引甚多。一段“梦中授诗”的佳话,更是将这两句诗的创作过程渲染得神乎其神。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云: 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句。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     

谢灵运山水诗“卒章多托玄思”新解

谢灵运“卒章多托玄思”的山水诗，首先表现的是人生归宿的虚无感。由于他对人生三昧根本就没有彻底悟透，所以诗歌完全是一种心理情绪律动的直接外化，是一种独立的人格追求。在“卒章多托玄思”的山水诗背后，其实浸透了他盖世的凄凉。第二，表现了谢灵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这是他把建安以来常见的儒理性抒情变为玄理性的抒情，抒发的是个体意识觉醒后强烈的忧患和悲伤之情。     

略论“抓住机遇”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机遇,对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历史机遇,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要抓住机遇,争取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认为90年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时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更是把能否抓住机遇,提到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的高度来认识。我们认真学习党的两代领导人关于历史机遇问题的思想,就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