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

许浑是晚唐的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诗人,时人十分推崇他的诗。韦庄曾激赏道:“江南才子许浑诗,句句清新字字奇。”然而,这座有价值的艺术矿藏至今开发得很不够。他的诗,有其鲜明的特色,宋人《桐江诗话》中早就指出:“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胡仔也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实,他的诗不但“水”字用得特别多,波涛、浪花、雨露、霜雪……满眼都是。笔者统计了一下,《全唐诗》所收他五百三十一首诗中,用到“水”字的有二百首,用到“雨”、“露”等字的有二百五十一首,两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五,真可谓一个湿漉漉的世界!这在诗歌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做一点探源工作是很有兴味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假说,这对全面研究许浑的诗也许不无裨益。笔者认为许浑的佛教思想对“许浑千首湿”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诗人是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后代,虽出     

剥开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画皮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莲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在浔阳楼写的这首所谓“反诗”,是作者着意颂扬宋江的用心所在。这首诗集中地暴露了宋江的丑恶灵魂及其上梁山后必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我们剖析投降派头子宋江,很可以从这里开刀。     

火山爆发后的沉思——谈谈朦胧诗的是是非非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革命风雷激荡,各文体中与旧文学决裂得最彻底的,恐怕要算新诗了.它不但砸碎了旧诗专讲声调格律的僵化形式,而且在内容上扩展了包容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叛逆和反抗精神.中国新诗的中流砥柱是郭沫若,他在诗中竟然惊世骇俗地把自己比作“天狗”,宣称“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当时的守旧派把他称为“诗匪”,他干脆写了一首《匪徒颂》,大呼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     

两当轩诗伤感情绪的悲剧性

章依萍在《黄仲则评传》的开篇说：“诗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首诗;悲剧的诗人,他的一生只是一首悲剧的诗。”止水在《黄仲则诗选·前言》的开篇说：“他的一生,就像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长诗。”此喻甚为的当。黄仲则的一生就是一首诗,是一首充满了悲剧精神、饱含着悲剧意义的诗。诗组成了他的整个生命,代表了他的全部理想和终身事业,也可以说是他苦难人生的唯一寄托。他是一个那么纯粹的诗人,除了诗,他几乎一无所有。他一生贫病交加,早岁即已鬓若秋霜,并且始终都在困苦不堪的泥泞中绝望地挣扎,但他的心却永远在诗的广阔天空中翱翔…     

论谈《自题小像》的问题

《自题小像》是鲁迅在青年时期为旧民主主义献身的誓辞。鲁迅自己也很喜爱这首诗,到了他五十一岁时,鲁迅在白色恐怖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重写这一首诗,那就可能成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献身的誓辞了。因此,对于这一首杰出的诗篇,是值得大家进行讨论研究的。对这首诗,存在着一些争论的问题,这里不妨提出来谈谈。     

《伐檀》主旨探幽

两千余年来,经学家对《诗经·伐檀》的主旨“纷纷无定解”,但是半个多世纪来国内研究者几乎有了一致的意见。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胡适在《哲学史大纲》第二篇第二章中以及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把“君子”解作当时不劳而食的“大人先生”。他说:“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郭沫若也认为,《伐檀》是剥削者“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四十年代,蒋伯潜也说:“伐檀之工人生活劳苦,富贵之家不劳而获,享受反丰,故作是诗以刺之。”五十年代,余冠英沿此说认为“这是一首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的诗”。以后,国内凡涉及此诗的有关著述,均采此说。笔者不揣谫陋,拟在本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论金圣叹性格论的内在结构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小说史和中国小说美学的论文都把在小说中提出性格范畴的首功归之于金圣叹,这是不够准确的。其实,首先提出人物“性格”这一概念的是《水浒》本身。此语出自武大口中,用来形容武松的,当他中毒垂死之际,警告潘金莲说:“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的性格!”这虽然仅为人物口头语言,但在具体语境中却完全符合小说评论中“性格”这一术语之内涵。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

<正> 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的老舍,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若说在现代诗人的行列中也应当有老舍的位置,恐怕不少人就感到生疏了。事实是,老舍不但小说、戏剧、小品文写得好、多,诗歌数量也不少,而且自成一格。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给老舍编的一本旧体诗选中说:“老舍爱诗,也爱写诗”,“他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老舍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 老舍一生写了多少诗篇,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统计。他在一九三四年出过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选》,收入讽刺诗十首;一九四二年出版过长诗《剑北篇》;再就是一九八○年胡絜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反帝爱国诗人张维屏诗歌简论

在近代诗坛上,有一位横跨四朝的老诗人。当鸦片战争的炮火在虎门上空燃烧,而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暴行,他毅然走出“小隐聊自娱”的生活圈子,拿起诗笔,写出了著名的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精神的反帝爱国诗篇《三元里》,在鸦片战争文学中,这是一首“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这首英雄史诗的作者就是张维屏。     

郭沫若的一首佚诗

最近翻阅旧籍,在一九四○年柳亚子书赠阿英同志的《左袒集》手稿中,发现了郭老的一首佚诗——《杂咏》。诗末署名为“郭沫若”。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时郭老已东渡日本。这首七言绝句,是郭老书赠给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把自己喻为举世无双的“太原公子”,表明自己虽然“戎马经年”,而今又流落异国,但欲拯中华民族之大志,毫未减弱。正象诗人所说的那样,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相比,“甲     

张船山与袁随园

最近读到洪钟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80年第六期上的《论张船山的诗》一文,受到不少启发。在当前的学术刊物中,这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评论船山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我只想就洪钟同志所提到的张船山与袁随园的关系提一点小小的异议。洪钟同志在文章中说:“从诗歌流派上看,张船山是属于性灵派的诗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说,“他对袁枚很崇拜”,又说他主张“师法袁枚”,这却值得商榷。首克,船山是不承认这点的。《船山诗草》中有一首诗,是有人说他诗学随园,他公开加以否认:“……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在《寄贺简斋先生八十寿》诗中,虽然不免有些歌颂之词,但如“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之句,固是恰如其分,也还有点讽刺之意,足见他不是真正崇拜随园的。从诗的风格上说,随园是学杨诚斋的(这点     

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巴人诗作论析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诗十一首,其中一首署名应季先。应季先,东汉冲帝、质帝时(145—146年)任巴郡太守,汝南人。其余十首均未署名,有七首或谓“巴人歌曰”,或谓“国人作诗曰”,另外三首描述巴地人情风习,以“诗曰”提引。这十首汉文诗均系巴人所作。 在民族文学交相融汇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十首巴人     

赵树理的《打卦歌》

赵树理最早发表的著作《打卦歌》,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但我在翻检一九三一年《北平晨报》时,在一月十四日第五版的《北晨艺圃》副刊上发现了这首诗。署名“野小”,这是赵树理早年使用的笔名之一。赵树理曾说过:“我的父亲是野大,我就是野小。”意在表明自己是村野里生长的“小字辈”。这首诗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位具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当代著名作家,他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一首七言古体诗。现将全诗抄录如下:     

“诗”与“偈”不能混淆

《石头记》甲戍本第一回,在“无材可去补苍天”旁,脂砚斋批云:“书之本旨。”稍后,在“满纸荒唐言”一诗后批曰“此是第一首标题诗”。在“未卜三生愿”旁,脂砚斋批云:“这是第一首诗”。但却不批比这首诗出现更早的“惯养娇生笑你痴”为第一首诗.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详见《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一文中     

“王伯舆”是王世贞的名字吗?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上载有朱星同志的《<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谈到明人王世贞的许多个名字别号。其中谈到王世贞又叫“凤升”,又叫“息庵居士”,“又叫‘王伯舆’,《弇州诗集》卷四十四中有一首通俗诗:‘有情痴故侄,无情黠亦尔;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这全是他自写,他在兄弟中行大,所以王伯舆也该是他的化名。这可给《大汉和辞典》作补充。”“王伯舆”并非王世贞的化名,原来这首看似通俗的诗也并不通俗,用了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一个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