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分配理论：老年人不适用死刑之思考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将死刑适用于犯罪的老年人。貌似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这却是有违刑罚分配理论的。以报应和功利限制为核心的刑法分配理论是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合理性基础,是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公正性价值理念的,也符合刑法的目的。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这一原则在国外刑法中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刑法中却为时不长,因此,如何弄清其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为定罪量刑服务,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报应主义,二是功利主义,由于二者的意蕴和价值取向不同,因而在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解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拟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不同理解出发,从而全面地揭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根基。     

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刑法面前如何平等——以"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为基础

现行立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实行差异保护,要检讨这种立法的合理性,须先确定人人平等的真正含义。根据合理分类理论,只要法律之目的正当,并且法律上的分类是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的,这种分类而形成的差异是符合人人平等原则的。根据一体刑的平等论,刑法上的平等要符合“报应制约上限,功利缓和下限”的要求。据此,现行刑法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异性保护,符合合理分类理论和一体刑的平等论,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一体二性”:刑罚根据新解

刑罚的根据就是刑罚的正当性.报应论、功利论,以及基于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各种一体论,都不是刑罚的完整的、科学的根据.报应论和功利论失之片面.一体论以报应论和功利论的二分为前提,实质上是二元论.一体二性论把刑罚的根据看作一个整体,把刑罚的报应性和功利性看作这一整体的二重属性,其中,报应性是其本质属性,功利性是其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刑罚报应正义与功利正义的衡平

刑罚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各有优缺点,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正确解释刑罚正义.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的关系实质就是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在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中,应以报应正义的实现作为第一目标,报应的实现包含了功利的实现.在依功利正义应当减轻犯罪人的刑罚时,则功利正义优先于报应正义.     

“洗钱罪”主观要件探析

通过我国与外国刑事立法的比较,从刑法的角度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洗钱罪主观要件中的"明知"、"间接故意"、"过失"是否构成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反洗钱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起一定的参考作用.     

论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正义和功利根基

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中，亦无例外地兼含着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基础。在他那里，报应正义、契约正义与功利正义刑罚目的观并不矛盾，反而相互为用。本文从分析贝氏的犯罪本质观和刑罚正义观、“近代刑法三原则”、“双面预防”的刑罚目的观等方面入手，强调指出，后来的评论者常囿于刑法学史上“新派”和“旧派”之争所造成的门户之见，以为贝氏是单纯的报应刑主义或功利主义者，这是偏执之见     

刑法上“公务”含义的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刑法上公务的含义迄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刑法上公务的含义应当限制在刑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在中国刑事立法中,集体事务不属于现行刑法中的公务;国有企业内国家公务的范围,原则上被国有企业聘为高管层的人员从事的高管工作属于国家公务;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勤杂服务劳动的工人岗位的工作不属于国家公务;对于邮政工作人员实施的现行刑法第253条第2款的行为,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对消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的争议和模糊认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想象竞合犯处罚的司法适用问题

在中国刑法语境下,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应当定位于＂从一重重处罚＂。＂从一重＂中的＂重罪＂应当采用宣告刑比较说,＂重处罚＂应将重于一罪、轻于数罪作为原则,并采用法定刑幅度中间线理论,同时,还要就轻罪的附加刑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此外,应当就追诉时效、亲告罪、既判力、自首、判决主文的表述等想象竞合犯的贯彻问题予以特殊关注,以便指导司法适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之探讨

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治理未成年犯罪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结合我国刑典的有关规定,对争议颇大的从宽处罚、缓刑、累犯、附加刑、非刑罚处理等问题,进行严肃而又积极的探讨,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刑罚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深层次问题。文章针对刑法规范的特点 ,强调对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应予充分重视 ;认为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初到当代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嬗变 ,但是其人权保障的意义始终如一 ,罪刑法定原则在当代仍不失其生命力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