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农民行为的“隐藏的文本”— 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对建国后中国农民“反行为”的一部研究专著。作者对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时段的“反行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就“反行为”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明晰界定。作者关于“反行为”的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实有相通之处,展现出乡村研究的底层视野。“反行为”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研究对象的微观化,“反行为”和国家治理术的结合、“反行为”和民众精神世界的关联。     

台湾大学接收改造中的“国界”与“省界”——基于《罗宗洛日记》(1945—1946)的观察

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台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以罗宗洛为代表的教育部台湾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人士,除了处理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已然改变的主从关系,还需要面对新出现的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大学接收中突出体现的是不分省籍的告别殖民地地位的急切期盼,接收后的大学改组则越来越彰显外省人士与本省人士具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接收初期合作无间的省籍关系出现裂隙,甚至影响到本已达成的国族认同。     

“套牢”对个人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

运用行为金融学从＂套牢＂对投资者心理和情绪的影响入手,分析了＂套牢＂的原因及＂套牢＂后个人投资者的情绪反应,选取指标来分析＂套牢＂后应如何应对,给出了提高个人投资者心理素质的建议。     

北京话“因”类连词的发展演变(1750—1950)

北京话"因"类连词在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经历了一系列脉络清晰的变化。同时表示几种语法意义的"因"在复音化的作用下,逐渐由其他双音节的"因"类连词承担其不同的语法意义。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因"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因"类连词,发展至20世纪中叶,"因"的优势地位被复音词"因为"所取代,"因"主要作介词,二者有了分布上的差异。18世纪中叶大量存在的"因……因……"结构在20世纪中叶消失不见。"因为"呈现出逐渐向主语前移动的历史发展现象。18世纪中叶,"因为……所以……"结构就已经很成熟了,19世纪中期继续沿用,发展至20世纪中叶,还出现了先说结论后说原因的"之所以……是因为……"结构。而且,在20世纪中叶还出现了强调因果关系密切的"正因为",后有"才"与之呼应。     

语言的逻辑性与诗歌的“懂”——兼与高玉先生商榷

语言的意义就存在于逻辑关系中,理性形式与感性内容的统一就是语言意义的最基本的逻辑结构。语言思想本体观同语言思维偏向,同思维、逻辑、认知等具有一致性。反懂如果仅仅停留在反本身,反理性逻辑、反意义唯一等,不解决怎么反就容易误入歧途。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有了反懂观念后才产生的,反懂只是一个看待语言的理念问题、视角问题。语言具有逻辑性,文学作品也具有逻辑性,只不过不是传统认为的只有理性逻辑,而是还有感性逻辑,并且感性逻辑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理解文学作品应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立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伦理态度。理解文学作品也不能迁就作者的立意而忽视文本语言的逻辑性。把握语言的逻辑性,对分析理解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懂、非懂、反懂,都很重要。     

“台独”——21世纪中国的心腹大患

由美国国家利益及其全球战略决定 ,美国卵翼下的的“台独” ,将是 2 1世纪中国的心腹大患 ,“台湾问题”将成为对中国国家意志的最大考验     

“差一点”句式能否成立的解释——兼谈对朱德熙先生“企望说”的认识

＂差一点＂修饰的事件须对说话人具有意外感,这是＂差一点＂句式能否成立的关键语用条件。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即是否企望事件发生,对意外感的形成进而对＂差一点＂句式的形成具有间接的、深层的制约作用。从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和意外感入手,＂差一点＂句式的能否成立可以得到根本的解释。     

网上“情绪符号”(smilies)的地理学研究

计算机界面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成为地理环境的有机组成。网上情绪符号是网民交流情绪感情的从属性符号 ,构成了网上地方的重要标志 ,它的产生、类型、感知、传播及表现内容趣味均有其特定的文化地理背景。情绪符号的研究对未来电子商务等有潜在价值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北京话“管”类语气副词的历时嬗变(1750~1950)

北京话（1750~1950）＂管＂类副词主要包括＂管＂、＂管必＂、＂管保＂、＂管定＂、＂管情＂、＂管取＂等六个。其中,＂管＂为＂管＂类副词的根词,是近代＂管＂类副词语法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管＂由＂管束、控制＂的动词义慢慢虚化而来,相对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管＂,语法功能发生了些许变化,随着副词双音化的发展,＂管定＂、＂管情＂、＂管取＂、＂管必＂等副词相继出现。但真正与＂管＂产生竞争关系的是明代产生的＂管保＂,并最终取代了＂管＂,成为＂管＂类副词语法功能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承担者。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实”与“虚”:朝鲜王朝的“女史”——兼与中国古代“女史”比较

朝鲜王朝的“女史”作为职官并不见诸其官方典籍制度,但也随侍王后,参与一些宫中仪节,为王妃提供顾问,甚至为国王管理文书,实质上承担一定的宫中礼职和文职工作。虽然朝鲜君臣较为看重传统的“女史之法”在监戒宫闱、记功书过等方面的作用,新兴士林派大臣又有恢复设立“女史”作为史官的提议,但最终未能得以落实和施行。从具有“史学意义”到实则强调义理教化的“道德意义”,朝鲜的“女史彤管之法”于“虚实之间”,很可能成为了存在于女性“道德文章”中的一种特殊符号和话语形态。     

对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兼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存在严重缺陷,但在一定时期内曾有效地防止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理论与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不无裨益。     

也谈“断取”——兼议新潮作家对“断取”的使用

关于“断取”,以往的解释较多地拘泥于字面意义将其机械地分为“所需”与“多余”两部分,忽略了这种辞格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特点。而这种辞格的主要特点应当是：人们从一种积极的修辞需要出发,根据某语词中某个成分与语境的联系,将某个词语作为一个整体置入某个语境中,把其中与语境有直接联系和无直接联系的成分都置入这个语境中,然后在这个词语与语境的联系与差异、一致与悖离中创造出一种幽默有时还带有调侃意味的修辞效果。“断取”新格,特别受到当前新潮作家的青睐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蒋介石笔下的孙中山(1917—1927)

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大陆与台湾学界对孙中山与蒋介石关系的研究呈现叛徒与信徒两种极端化的历史评价。本文从蒋介石个人生命成长史的视角,通过比对蒋在当时的日记、书信中关于孙中山的相关记载,与其日后关于孙的若干回忆,试图突破蒋在成为国家领袖后对其革命正统地位的有意建构。     

“法国承认中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1964—1966)

1964年 1月 ,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美国盟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引发美国政府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 ,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1 966年约翰逊政府提出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与此不无关系。     

新词语“破防”的语义研究——兼谈缩略词语的新发展

新词语“破防”兴起于游戏领域,意义来自“突破心理防线”。“破防”这个词语活跃的意义有三个：在游戏领域中指破除对方防御;突破防线;形容内心受到极深的触动。“破防”新义的产生,隐喻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表示感动义的“破防”常常伴随积极正面的事件出现,是新词语对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缩略词语表现出新的特点:谓词性缩略语增多;缩略语形式多样化。缩略语的形成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所有制的性质与剥削的关系辨析——兼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经济目标是“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手段。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私有制、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都可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不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手段。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因而只有实行以市场为基础、以国家计划干预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完善分配制度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     

美国中西部城市的衰落及其对策——兼议中国“东北现象”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东北现象”与美国中西部５０年代以来以制造业衰退为特征的“冰雪带”现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资比较。兹依据大量数据，分析了美国中西部城市的经济结构以及联邦政府的区域政策，在说明中西部衰退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后，分析了中西部城市治理衰退的措施及其成效。发现中西部从整体上看尚未全面复兴，但其衰退局面已有好转。美国中西部城市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国东北部的衰退的必然性，其治理措施对我国东北当然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