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村劳动力分化程度分析——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运用山西省忻州市670组农村劳动力的截面数据,考察非农活动参与率与性别、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数量的关系,并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村劳动力分化不同动因的各自影响程度及其综合作用下的分化程度,然后依据分化程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实证表明:非农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参与非农活动的最主要动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土地数量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非常显著.按照分化程度与转移可能性的数量关系,可将农村劳动力划分完全转移、一级潜在转移、二级潜在转移以及农村必需劳动力四个类型,并可模拟得出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村劳动力分化程度分析——以山西省忻州1市为例

运用山西省忻州市670组农村劳动力的截面数据,考察非农活动参与率与性别、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数量的关系,并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村劳动力分化不同动因的各自影响程度及其综合作用下的分化程度,然后依据分化程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实证表明：非农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参与非农活动的最主要动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土地数量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非常显著。按照分化程度与转移可能性的数量关系,可将农村劳动力划分完全转移、一级潜在转移、二级潜在转移以及农村必需劳动力四个类型,并可模拟得出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     

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新途径—以湘西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为例

本文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论述了民族文化旅游业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改革、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及"三个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出,民族文化旅游业是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完善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很有必要.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因素主要有:农业的比较收益、土地变动和调整、经济发展水平与非农就业比例、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此,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改革户籍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微观因素分析——基于全国7506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时农民增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影响农民职业非农化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从农民自身条件出发,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种微观因素对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影响.     

农村环境法律文化建设刍议

农村环境法律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环境法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文化视角,对农村环境法律文化建设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我国在农村环境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村环境法律文化建设的路径.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障碍因素与对策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新时期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加速农民非农化,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制度改革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转移的组织化程度等,以加速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无锡秦氏家族与碧山吟社活动探论

碧山吟社是无锡著名的文人结社之一,最初由秦旭等十位老人在明成化年间创立.秦旭之后,直至清乾隆年间,历经明清两代近三百年,无锡士人又多次续结碧山吟社,形成一种"碧山吟社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得以生成,无锡秦氏家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氏家族与碧山吟社的关系,是江南文化家族活动的缩影,既体现了江南文化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表明了江南文化家族在当地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以及对江南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无论是对于我们认识江南的文化家族还是社团的活动、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义绝"制度的实施在当事人自身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对苗族家族场域中的一件离婚纠纷的分析

文章通过苗族家族场域中的一件离婚纠纷,分析了农村家族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作用及弊端,认为在没有法律传统的乡土社会,可以允许宗族组织的力量来解决纠纷,让家族继续在农村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由于国家法律资源的不足与农村人们法律意识的落后,也使家族成了人们规避法律的场所。因此,目前,引导好家族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并避免它成为人们规避法律的场所,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基于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收敛作用.使用该理论并采用中国198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劳均产出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为此,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可利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发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以增强其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论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对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发现,影响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多变量中,教育变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和非农就业地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且可以削弱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区位、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越低.因此,要提高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性反思与和谐分配机制的构建

目前理论界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讨存在着种种含混与曲解,亟需理论上予以澄清.对漠视"兼顾公平"、非难"效率优先"的倾向需要从认识论上揭示其根源;当前"兼顾公平"具有更大的紧迫性,但"效率优先"仍然具有时效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在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文化等多种手段构建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和谐机制,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我国的安全文化建设必须有“农村村组安全文化”的概念

农民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为了解决农村的安全问题,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中应增加"农村村组安全文化"的概念,把它与"企业安全文化"、"城市社区安全文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在法律和制度上得到确认.     

对农村精神文化症候的系统审视

目前农村"精神文化症候"主要体现在农民科学素养、政治参与、法律与道德、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几个方面,它是由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变迁引起的,与农村物质、人才的匮乏和农村制度配置的失当紧密相关,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层面的文化内容的失衡引起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精神文化症候,必须对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进行协调统筹,实现精神文化症候的标本兼治.     

从传统法律观念到现代法律意识——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和农村社会秩序变化等方面来说对中国农村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都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当前正不同程序地受农民传统法律观念 ,农民自身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法律环境、执法与司法运行状况、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应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健全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 ,加强农村的执法和司法 ,落实村民自治 ,深入普法等等 ,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促进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原因和基本对策初探——以福建省南靖县为例

受户籍制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福建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较为缓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为此,应加大力度切实有效地解决城乡通开、为非农化的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在促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包括:完善法律救助制度,规范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维护非农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减少乃至杜绝返农现象;组织非全日制、非固定岗位、临时性、季节性等灵活多样的非农就业,更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盲目流动;根据需要成立一个精干、高效、服务便捷、指导有方、协调有力的专门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府机构,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和繁琐扯皮;完善政府表彰、税收优惠、信贷优先等激励机制,对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民营、外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建立、健全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积极稳妥地推进有条件地区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