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

1949年，17岁的我和15岁的妹妹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支持下先后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工团）工作学习，1949年10月随十八兵团从临汾南下四川。妹妹李承兰则去驻扎在汾阳的一野七军当了卫生兵，当年随军参加解放兰州的战役。     

活捉“国大代表”

我叫邓恩焕，86岁，运城稷山县人。1949年，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南下四川开展革命工作直到从四川省司法厅监狱局离休。我偶然间看到《山西老年》杂志刊登的“追寻南下的足迹”文章，不由地回想起我南下四川后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活捉“国大代表”、     

夫妻相见不相识

1949年10月，我随西北南下工作团南下，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于年底到达四川。1950年3月1日，我转业到地方，为巩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继续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国事、公事大于个人的事情，不愿意为私事向组织张口。虽然有探亲假，但我都主动放弃了，直到1955年年底，我才和妻儿团圆。     

我把青春献阿里

我1948年9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南下,在西北财政部工作了六年多。1954年8月大区收缩时,我被调往北京分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务处工作。1955年末,我主动申请到祖国边疆去锻炼，适逢西藏大发展向全国要干部，于是组织凋我到了西藏。1956年7月，阿里地委统战部土化瑛部长带我们新分到阿里的三十余名干部，从拉萨乘军车在一个加强排战士的保护下挺进阿里。     

患难与共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南下干部。1949年春，父亲17岁时从山西逃壮丁来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他在部队担任过文书、连队指导员。部队南下后驻扎在广东省汕头市。母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岁入伍，到部队文工团，后来随军南下，转业到汕头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经常要去部队采访，所以认识了父亲。他们1964年结婚，当时父亲32岁，母亲23岁，3年后有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文革”前，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南下千里寻父

1949年，我刚满一岁。在稷山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解三选，被抽调随军南下四川。他们一路行军打仗，直到芦山县。至今，他已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     

父亲是南下干部

我的父亲宋春荣，中共党员，1928年出生在山西省陵川县冶头村，1946年在晋城县公安局参加工作。1949年3月，父亲随长江支队六大队南下至福建省福安县，后来又转战江苏、内蒙古，直至离休。     

九死一生惩叛徒战狂匪

1949年,我随长江支队南下到达福建沙县。进入冬季的一天,为开辟距区公所100多里、匪徒多的边远地湖源乡的工作,刚任区团书的我与区委书记吴槐保及派驻该乡乡长雷贤谋同志，带武装班十余人进驻该乡开展工作。     

在湘面建立政权

1921年,我出生在忻州市芝郡村一个农民家庭。1942年3月,我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河南区第五中队,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我被批准复员,回到本县参加地方工作。1949年3月,我被抽调南下湖南平江县。     

“资溪突发事件”的生死激战

我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随军南下到江西。5月8日,我们南下工作队6大队5中队和部队一起,从鹰潭经饶桥解放资溪。当时,解放军的大部队没有进驻资溪县城,只有一个排的兵力配合南下工作队,在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后一起进入资溪,人数不上百人。     

在衡阳收枪的故事

1949年4月,我在担任平遥县武装部作战科长期间奉命南下,随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赴湖南工作。这年10月8日衡阳解放,我被分配到衡阳一区任武装部部长,1950年9月任副区长,1952年调至九区任区长。记得我们南下工作刚刚进入衡阳时,情况十分复杂。由于湖南是和平解放,到处有国民党散兵出没,还有当地土匪也多,我所在的一区是一个有11万人口的大区,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既要征粮征草,支援大军南下,又要收缴散兵和土匪的武器,保护百姓安全,还要建立乡村组织,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尽快稳定社会治安。任务如此重大,而区委除了书记、区长、武装部长三人外,只有干部八人。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便暂时利用被接收的原伪职人员中表现较好的征粮征草,区里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收缴武器,打击土匪,安定民心,联系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紧张工作了一月许,四野部队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排的骑兵,为我们增添了力量。依靠这支力量,我们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一手抓镇压土匪头子和反动顽固的原乡、保长。     

在草地建立政权

我叫马克俭，今年78岁，1949年随部队南下入川，南下让我最难忘的是进驻草地建立政权的故事。草地是位于四川与甘肃、青海相接壤的一块三角地带，一提到长征必言草地，一提到草地必言长征。然而，这块曾经洒过红军战士鲜血的土地，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才解放的，成为中国大陆最后建立我党政权的地方之一。     

两次南下聆听毛主席教诲

1949年初，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西北、华北、东北等解放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随军前进，以便接管城市，开辟新区工作。当年3月，我奉命从大连带一个干部大队入关南下。南下江南，     

回忆南下难忘时刻

“我在家乡干支前。你到新区建政权”在察哈尔省和五地委统一部署下，1949年2月初，怀来县委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到会的同志有150多人。报告结束后，与会的同志纷纷举手表态，争先恐后要南下。可最后县委宣布的名单上只有33人，那些没被批准的同志大为失落。     

“追寻南下的足迹” 1949：我随大军南下入川

我今年97岁，离休前曾担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48年我36岁，但参加革命已经11个年头了，在晋绥二分区山西神池县任青委书记。南下时，我们是靠两条腿、一条枪开始，千里跋涉入川的。     

剿灭残匪

1948年11月我自愿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后，我先后在华北补充团和步兵一一三团一营二连当战士，我们团在河北训练不到一个月就南下了，从此就投入到追歼残敌的战斗中。     

难忘离别时

1949年初，忻县组建南下工作团时，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南下。我当时在忻县市政府（后称城关镇）任财粮助理，当时我们忻县确定了十位同志南下。没想到在春节放假以后，却传出许多谣言：说蒋介石的部队很多，还有美国和日本支持，飞机、大炮、原子弹都很厉害，干部南下是活着去了，死着回来；还有的说，南方天气酷热，鸡蛋放在石板上能晒熟；也有的说，南方蚊子又多又大，北方人去了，热不死也会被蚊子咬死。     

改名

我是独生子。南下四川时，我的父亲已年过五十，母亲比父亲还要大几岁。家中劳力有限，是否南下四川，我思想上有过激烈斗争。当时想过，这是我积极投身革命工作的一次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形势大好，没有啥过不了的难关。     

征稿启事

1．征集“追寻南下的足迹”稿件。“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2010年本刊大型特别策划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挖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山西南下干部那段不负使命、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历史，2011年，本刊将继续开辟“追寻南下的足迹”专栏。     

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6月下旬，我所在的四野十二兵团补训二师六团三营十二连，准备南下至湖南。连指导员郭五州找我谈话，先互相交换思想，接着征求我对连排干部南下的看法，并告诉我南下出发时间，还要我准备好行军途中所需的干粮、开水桶、马灯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