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

稼轩词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人推崇辛弃疾革新词体、扫荡绮艳词风的意义。明及清初视辛弃疾为变体的代表,稼轩词的雄健词风和情思寄托也受到了清初词人的喜爱,充分肯定了其词史典范地位。浙西词派对辛弃疾多持排斥态度,常州词派将稼轩词推举为最高典范之一。民国旧派词学家对稼轩词的尊崇有所弱化,而新派词学家则用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将其推向了极致。历代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解读和批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旨趣。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论日本词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日本词学是中国词学在域外的延伸与补充。相较于丰富的中国词学史著作,日本词学史著作尚未出现,因此有必要对日本词学史进行整体性建构。在相关概念界定、词学史分期的基础上,结合历时纵向研究、共时横剖研究、综合研究等方式建构日本词学史,就日本词学的词律、词乐、词话、译介等课题展开研究。建构日本词学史对挖掘日本词学批评资料、拓展词学研究领域、深化日本词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追述与构想

新词学研究体系分为词体、词学本体、词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三大层次 ,包括词之起源、词体构成、声情关系以及词之特征、词与环境关系、词之流变、传播与接受、词论、基本文献、研究方法、词学学者、词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自然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1 4个门类 ,又下设 47个科目、1 0 0多个子目 ,最终成果是中国词学史、词学研究史等著述。建构这一体系有助于推动词学学科建设和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标志着早期应制词历史使命的完成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特点和意义

江顺诒编著的《词学集成》是清代后期产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词话著作。《词学集成》是一部具有独特分类眼光的辑录类词话,其分类理念具有现代词学的元素;《词学集成》对所引录的词学文献附加按语,可谓批评之批评,亦可认为《词学集成》是第一部词学批评史专著;《词学集成》对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等专题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无论是思想观念、理论批评,还是编排形式、规模系统,《词学集成》均显示出独特的深广度和创新价值。     

乡邦之恋与晚清民初词学区域观念

词家对地域与词派关系的认识 ,经历过相互松散、重词派、尤重乡邦地域性的过程。乾嘉之后 ,那种以编辑乡邦文献传统为目的的地方性词徵体词集 ,方真正渐趋成熟。其中 ,地域词学传统已成为词家评词的有力标准。词学区域观念的日渐强化有着乡土情结的积淀、词学振兴的需要、文献存录意识的增强等多方面的原因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论李后主词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李后主是五代时期的著名词人,其词对后世影响极大,千年词学史对李煜词的认识有一个起伏而又深化的过程。宋人从社会政治角度批评李煜词为亡国之音,但又对其词的艺术成就极为倾心。明代及清初则奉李煜词为本色正宗,给予很高的评价。常州词派虽然否定李煜词的正宗地位,却也能从多方面阐发其艺术价值。清末民初李煜词受到新旧词学家的一致推崇,新派词学家对其评价尤高。在词学史上,词学思潮的变化不断影响对李煜词的认识和评价。     

清末民初的词社与词风

词社从南宋后期发源,至清末民初活动达到鼎盛。地域上,江苏、浙江、北京、上海之外,粤闽湘黔等多地也兴起词社;人员上,戈载、"晚清四大家"等词派首领纷纷建社。此时的词社与词派产生密切因果关系,从而引导了当代词风。另外,词社领袖通过提携成员、刊刻词籍、发布词论等方式,在推动词学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而词社活动时间的长短,也对词风变迁产生了影响。     

从书论到词论: 张德瀛内抱、外抱二法与咏物词创作

清代以降,尤其晚清词论,词学批评中开始频频出现书学术语,呈现出书学与词学交融互渗的格局。张德瀛《词征》中提出的内抱、外抱二法,即受书学影响之一例。因这一术语的词学内涵迄无释义,本文试图梳理该概念从书学到词学的脉络,探究其词学内涵,以此从侧面窥测广东词人张德瀛关于清代咏物词创作的态度,兼析张氏《耕烟词》中咏物词创作实践与理念的矛盾性。     

选本编纂与词学观念——晚清陈廷焯词选编纂探论

清代词学家多通过编纂词选来彰显自己的词学观念,陈廷焯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陈廷焯早年编纂的《云韶集》,本诸《词综》,为浙西词派张目;晚年的《词则》,鼓吹大雅,以成复古之志;拟编的《古今二十九家词选》则穷源竟委,更注重构建正变交替的词史体系。选本的变化体现了陈廷焯词史意识的成熟,也反映了其词学观念从信奉浙西词派到尊崇常州词派的转变。     

论词词及其诠释方法——以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为中心

以词论词是用韵文论文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其源自于论词诗,后延伸至词学领域.论词词在清代较盛,尤以晚清民国为最.晚清朱祖谋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集中体现了这种词论形式的发展和成熟.考察朱氏的论词词,可以看出其使用了知人论世、寻章摘句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并有所新变,巧妙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他人的论词序跋及诗词化入论词词中,照应了词体文学的独特体式并达到了论词的目的.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确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俗词研究的前提。传统词学多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论述俗词,认为俗词即语言俚俗的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定义异见迭出,尚无定论。通过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可以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所谓俗词,其内涵包括题材的适俗性、表达的直露性、语言的浅俗性和审美功能的消遣性,其外延则包括民间俗词和文人俗词两类。     

清代岭南越台词社考论

越台词社是岭南词史上最重要的本土词社。词社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共举行了五次雅集。主要成员有谭莹、陈澧、陈良玉、沈世良等九人。越台词社与山堂词社并非同一个词社。词社的创作风貌属于"清空"一体,成员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另外,社课中的"词史"之作有重要的价值,亦值得关注。越台词社促进了岭南词的发展,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的词学意义。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