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非常重视论体文。刘勰看到了玄学论文是魏晋论体文创作的主流,但《文选》显未反映这一事实。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一则《文选》所重在文辞富赡之作,《文心雕龙》则更重论体文的"理"性特质;二则萧统选文重视浸濡了儒家思想的篇章,所选论体文都有关国家政治、世道民心,刘勰一向重视各种学术思潮,自然包括玄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突出了论体文与魏晋学术的深刻关联。     

《文心雕龙》之文质观论析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略论《文心雕龙》的文质观

文质观,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刘勰巨著《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以文质结合新范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道"基础上的文质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更是传统文质观的理论内容的更新。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文心雕龙》中关于创作过程中主客观关系的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部体大而思精的巨著,它总结了商周以来直到齐梁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以来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成果。全书主要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三个部分,对文艺理论中关于文学的性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家才能、文学生、文学批评以及创作原则和方法等一些重要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体系也比较完整。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破解千古"桃花源"之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湖南的古梅山峒区

<桃花源记>并非纯虚构之作,它是以湖南古梅山峒及其傩坛"桃源洞"为原型,由陶渊明曾祖父陶侃任武冈令时的见闻及结合当时的一些笔记小说素材,所创作的一篇寄托了陶渊明对东晋黑暗社会现实不满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桃花源"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自然村落,而是指整个古梅山峒区.     

陶望龄“偏嗜必奇”说及其心学语境

陶望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尽心尽性的角度,提出"偏嗜必奇"说,大反程朱理学,一时振聋发聩,并奠定了他在晚明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陶望龄此说从刘邵《人物志》"偏至之材"引出,由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他首次揭示并盛赞了"偏"、"奇"的关系及价值,为晚明文论注入了新说。陶望龄既提倡偏奇,又强调圆美,这与他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有关,而他所谓"自然"又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原道》“道心”说的文论内涵及其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道心",既强调了对"道"的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又涉及到"道"与"心"的联系,从其哲学观"自然之道"的基础上进而推到文学观,所"原"之"道"其实质是"原人"、"原心",从而在"道心"说基础上建立起文学为人学、文学为心学的表现说理论体系。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刘筠及近代甬上士人的政治小说创作

《黑海迴澜》是《宁波小说七日报》上连载的一篇醒世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梦境讨论晚清时期中国现状及社会改良等问题。由于小说主人公以作者自身为原型，而且作者与《宁波小说七日报》的主编倪轶池交好，以此推知小说作者“十里花中小隐主”是镇海刘筠。作为近代宁波籍革新派人士，刘筠不仅加入中华同盟会，还是南社、翼社等社团成员，他的文学创作及与文坛同仁的往来，既反映出其改造国家的抱负，同时也呈现出近代宁波志士利用报刊及文学为裨补时弊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