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乐道”“问道”：龙岗区

今年以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力抓文化建设，成绩斐然。该院创办的纯文艺性自办内刊《乐道》已于5月上甸正式面世，开办的系列知识讲坛“问道”已隆重举办两期，目前正在着手准备第三讲。“乐道”与“问道”如同两枝奇葩，是该院新一届领导班子鲜明提出的“简单生活、快乐工作”理念的承载和衍生，     

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政治文化特色新论

张之洞在“经世”—“洋务”的路上后来居上 ,“最乐道”“中体西用” ,为“务通”、“务本”力言、力行 ,在晚清大员中罕有比匹。用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透视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是两重性的 ,但其主要政治品格是一种应对“大变”、“全变”历史趋势的新的“不变”论。“中体西用”论是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心路历程上的一座“幽巷”和“迷宫”。生动活泼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 ,不宜也难用“体用”这类带有单一、单向思维定式特征的传统范式去规约。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两个务必”的时代精神

牢记“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思想。今天 ,我们牢记“两个务必” ,不仅是弘扬一种革命传统 ,而且是倡导一种时代精神。坚持做到“两个务必” ,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的根本要求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简称为“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问题。一提及这个问题,人们自然首先注意到张之洞及其《劝学篇》。那么,“中体西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张之洞附和并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及其目的何在?怎样理解和评价这一问题?考察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论争,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了。     

用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导“两课”教学改革和创新

“两课”作为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渠道、主阵地 ,不仅要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 ,而且要用十六大精神指导“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使“两课”更具时代感、说服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之洞“假维新”辨析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认真探索而又尚未被深究的课题。以往论著虽不乏论列,但大多囿于成说,或说他“代表顽固势力反抗新潮流”,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或视其投机“装扮成维新大员”,是“假维新的主要代表人”。前一种观点因缺乏证据,和者已寡,可姑置勿论;后一种观点则颇为流行,至今令人扑朔迷离。其实此乃附会揣测之论。新近已有人在论著中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假”提出了异议,但尚乏深入探究。本文拟就此作些辨析,以期还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本来     

“两课”教师要做政治文明建设的积极推动者

“两课”作为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渠道、主阵地 ,不仅要宣传贯彻十六大精神 ,而且要用十六大精神指导“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创新 ,使“两课”更具时代感、说服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张之洞著作刊刻述略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已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遂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车酉)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书目答问》(不分卷) 完成于光绪元年     

张之洞学术思想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以往对他的研究多瞩目于政治、经济活动方面,对其学术思想注意不够。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他本人于学业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奋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底,而且陶冶了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王弼老子注的“崇本息末”思想

文章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注经方法三个角度来梳理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的思想。相较于王弼以前本末思想的基本观念,王弼不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本末概念进行扩充,而且结合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对老子思想的“守本”、“不偏”、“不尚”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崇本息末”。在方法论意义上,圣人的“无”与“自”的特性让“崇本息末”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成为可能,与“崇本举末”形成一个“守母”与“存子”的辨证关系。此外,王弼还将“崇本息末”贯彻到注解的方法之中,使得老子思想“致有理统”。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张之洞“振兴实业”夭折的原因

十九世纪末叶,正当李鸿章的北洋势力经甲午战败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声威大见衰落之际,洋务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清朝中央政府支持下,主持了“湖北新政”,以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举办文教设施,耸动朝野视听,造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格局。其中,振兴实业又是这个“新政”的基础。在张之洞主持下,湖北出现了一批官办近代企业,主要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

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而且是杰出的美学理论家。虽然他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传世,但是,他却有意识地通过他的《红楼梦》来展示了他的非常丰富卓越的美学思想。如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再再强调、反复论述,并在《红楼梦》的创作实践中始终贯彻如一的“真”、“假”观念是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的话,那么,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为全书“立意本旨”来加以强调的“色”、“空”观念,则是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的“真”、“假”观念的具体发挥。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

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 ,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 ,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