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壮图上疏停罚“议罪银”述论

“议罪银”是乾隆朝中叶逐渐形成的对督抚大员因过误,自认缴银的惩罚制度。缴银数额巨大,督抚大员通过认缴银两的方式以避免革职问罪,使清代的法纪受到抵毁,是乾隆朝督抚侵贪的原因之一。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停罚,引发对乾隆盛世的微辞,遭斥被迫回籍归养。     

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

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症,几乎无世不有,即使像承载着过多荣耀的“康雍乾盛世”也未能切掉这块像癌一样的毒瘤。官吏们通过“陋规”把贪污发挥到了有组织、成网络、成规模、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从中央到地方,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清史学界对此颇多论及,但对于此时的地方最高长官———督抚的“陋规”收入及其名目却未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     

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

清季权臣和珅,历来是一个被史学工作者所注意的历史人物。和珅于乾隆朝得宠多年,从侍卫擢至户部传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受封一等公,“宠任冠朝列矣”。然而正如历史上各朝不少权臣的结局一样,和珅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诛、抄家的下场。嘉庆四年正月八日,清乾隆帝死,嘉庆帝即借给事中王念孙弹劾其不法之状,以宣遗诏之便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旋诏宣和珅二十大罪,令其自尽。和珅的覆灭,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必然结果。乾隆时代,和珅得宠多时。在他掌管朝政的二十多年中,他倚仗权势,植党营私,招权纳贿,以巧取豪夺的手段侵吞了不少财宝,霸占了大批田地,也可谓富甲朝野矣。     

甘肃监粮案始末

<正> 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包括今青海、宁夏等地)行省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反清起事,一件是甘肃全省地方官员集体贪污案的被揭露和清查处置。两件事几乎同时开始,次第收尾,紧密交织在一起,使朝廷震惊、社会哗然。尤其是查究集体贪污监粮一案,其牵涉面之广,贪污数额之大,在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故乾隆皇帝发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慨叹。而案发后处置手段之果决和被处置入犯之众多,也是令人惊叹的。     

论清代晚期督抚制度的变化

总督、巡抚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二者同属地方最高一级长官,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事,而以总督之责为重,国家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督抚以收集权之效。因此,在清朝的封建统治链条中,督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     

发出维新呼声的法式善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盛世”逐渐走向衰落之际。在这转折之际,有识之士不仅有对“盛世”的讴歌,也有对时弊的揭露与抨击,间或向皇帝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谏议。但是,乾隆皇帝晚年已日渐堵塞了一切稍有生气之议,如果说,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1740—1795)疏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还能使国泰受到严惩,那末,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五年,曹锡宝(1719—1792),尹壮图(1733—1808)分别疏劾和坤家奴、与库帑不实,则反使言者曹锡宝、尹壮图遭受惩处。乾隆六十年,弘历以八十三岁的高龄退居宫中,仍以太上皇之身分紧握实权,以致嘉庆皇帝对乾隆宠臣和坤,还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组织涉黑”性质的界定及其引申

对涉黑犯罪采取“打早”、“打小”的政策须以打准为基础。涉黑犯罪分为两个类型：与组织形式相关的犯罪和基于组织利益由成员实施的具体犯罪。一般情形下由成员实施的直接危害社会的行为应被首先评判,此后甄别成员问非法利用关系证明非法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最后对应刑法条款决定是否适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如果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犯罪人的,亦据此决定适用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适用其他罪名。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党内不正之风探原及其对策

一1.党内不正之风的缘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说,共产党的干部太清苦,如果实行高薪就不会出现贪污受贿之类的问题。有所谓“高薪养廉”的主张,意思是低薪毖贪。这种缺乏对社会事物进行深刻分析的表面化、现象化的认识,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还会给某些搞不正之风和经济犯罪的人提供口实。诚然,我们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有不尽完善的地方,突出地表现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偏低。这也正是改革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国家公职人员工资的提高,也只能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并同国民收入增长的水平相适应,与全体劳动者的收入相平衡。同时,我们还看到,那些搞以权谋私,贪污盗窃,中饱私囊者,大都是欲壑难填。那种认为对他们付以高薪,就可以使其不再违法乱纪,就可以防止贪污、受贿等行为发生的想法,未必能如愿和奏效,即高薪未必能养廉。     

我国社会病态现象及其根源

武文军在《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发表如题文章,对当前社会的病态现象用“九风”、“八邪”、“六害”、“五症”来概括.“九风”是:挥霍浪费风,攀比涨价风,全民经商风、造反有理风,行贿受贿风、吸毒嫖娼聚赌风、诬告诽谤风、行骗诈骗风、乱收乱罚风.“八邪”是:师德之邪、医德之邪、技德之邪、文德之邪、农德之邪、政德之邪、公德之邪.     

“责令罚”及其适用研究

以“责令”方式作出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具有适用广泛性与实施灵活性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处罚,即“责令罚”。责令罚有广义、狭义之分,通过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或禁止经营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具有行为、方式和结果三项构成要件。相较于其他处罚种类,责令罚的威慑力更具附带性和补充性,发挥着“以威慑为表,以恢复、治理和预防为里”的制度功能以及“与其他处罚种类相辅相成”的体系功能。责令罚在适用时,一方面需遵循不当联结禁止的“入罚”原则、合乎比例的“幅度”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目的正当的“出罚”原则,以防止处罚权的滥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为：违反禁止性规定时的直接罚、无法进行资格罚时的替代罚、作为资格罚后续的补充罚、违法行为无法纠正时的从重罚和情节严重时的加重罚,以更好地平衡威慑与预防的处罚目的,实现恢复与治理的行政目标。     

论贿赂罪

(一) 贿赂,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但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共产党人的宗旨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十年内乱,致使残存的剥削阶级的病毒又蔓延起来,贪污腐化、受贿行贿之风猖獗一时,有的甚至被合法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甚至领导干部坐收贿赂,支持,纵容、包庇犯罪分子,成为犯罪团伙的幕后人。 受贿行贿对我们党的组织、国家机关和整个社会危害极大。不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且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雍正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机构。但学术界以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论包庇罪

包庇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是指袒护或掩护(坏人、坏事 )。包庇行为严重干扰了对坏人坏事的查处 ,使其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给社会造成了隐患。因此 ,对坏人坏事的包庇行为是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刑法虽然有关于包庇罪的规定 ,但是尚存许多问题 ,本文试就有关包庇犯罪的几个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以供批评。一、现行刑法对包庇犯罪的规定　　现行刑法第 3 10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情…     

“高薪养廉“的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高薪养廉”是时下的热门话题 ,认为应实行“高薪养廉”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待遇与一些效益较好的国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员工相比 ,相对降低了 ,与那些私人企业主、大款的收入更是天壤之别。外界物质的诱惑使部分干部心理失去平衡 ,导致了腐败的产生、蔓延。因而认为给干部加薪提高其待遇 ,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第二 ,外国的实践经验如新加坡证明“高薪养廉”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我们应充分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 ,“洋为中用”。第三 ,“高薪养廉”可以增加腐败成…     

读《姑臧李郭二家诗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清朝文字狱的规模是空前的。从康熙到乾隆约一百二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就有九十多起。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中,武威著名诗人李蕴芳,就受到株连被杀。李蕴芳,字湘洲,武威人。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春中式举人,这年秋天成进士。后来任江西石城县知县。乾隆二十年三月,清高宗弘历指出原内阁中书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中“一把心肠论浊清”、“天非开清泰”等诗句,“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四)。四月,清高宗指斥胡中藻的诗钞中,“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着即行     

清代湖南禁书及其作者考

清朝乾隆皇帝为了控制和加强人们思想统治的目的，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发动大规模的查办禁书运动，对当时所流传的几乎全部图书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乾隆皇帝于开设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说：“明秀木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于各省已经进到的书，全交四库全书馆检查，如有关碍的，即行撤出销毁！”紧接着各地“刊刷誉黄，遍贴晓浙”，劝令呈交“违碍”书籍。为了收尽触…     

论宋代的廉政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宋代司法官员既继承了前代重视廉政的传统,又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廉政思想。一是在选用官吏时将清廉与否作为重要标准;二是提倡节俭生活以“节用养廉”;三是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四是奖廉和惩贪并举,以促进吏治的清明。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反腐道德防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五千多年历史的灿烂文化中,廉政有着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慎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鹜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以及当代的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等杰出人物的事迹,无不闪烁着廉政理论和实践的光辉.因此,在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树立廉洁自律的道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