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诗与乐——读诗随笔之三

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信(1934年11月1日)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这就因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音乐文学。 诗歌可以说是和音乐同时诞生的孪生姊妹,它们都是原始人劳动生活的产物。《淮南子·道应训》中对举重劝力之歌的记载,鲁迅《门外文谈》中关于“杭育杭育派”的论述,都生动地说明了诗与乐都是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节奏出现的。从其最初的源头,它们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杭育”、“邪许”这种劳动呼声是有节奏的,是抒情的,是最早的诗,也同时是最早的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原始歌舞的情形时说:     

从郭店儒家简谈古代“乐”的形上特征

郭店儒家简揭示了音乐与德行（成圣）之间的关系，启示了“乐”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孔子和庄子都以“乐”沟通天道与人道，以求个体成己成德。“乐”、“诗”、“颂”是一种近邻的关系，“颂”含有强调个体有限性的特征，而这亦导致了“乐”的形上特征。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声与诗”之我见

“声与诗”的关系涉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创作与鉴赏的诸多问题,因而成为历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古人和近人对“声与诗”的关系曾作过多方面的探讨,其成果不可忽视.但是.客观上由于科学地阐述清楚两者之间关系并非易事,因为它牵涉到音韵学、声律学、文学、音乐、生理学、审美心理学等多门学问.同时又受研究方法的限制,所以至今有关“声与诗”关系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的需要深入,有的需要开拓.有的则需要重新审视.下面就其中的三个问题略表管见.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诗“贵情思”——明代主流诗学论诗的音乐性

李东阳是明代主流诗学的早期代表。他在《麓堂诗话》中说 :“诗有三义 ,赋止居一 ,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 ,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 ,则易于穷尽 ,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 ,形容摹写 ,反复讽咏 ,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 ,则神爽飞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应该郑重指出 ,“情思”包含了“情感” ,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 ,因为 ,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     

诗何以“观”而不“听”——孔子“诗可以观”补释

对于孔子“诗可以观”,以往的解释主要在“观”的价值和意义上,集中探讨诗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之关系,而比较忽视从诗歌自身入手研究。孔子何以不曰“诗可以‘听”’？究其原因,还有两点值得补充。那就是,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制度下,一是诗乐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日常的弦歌吟诵、外交的赋诗言志,还是集体的乐悬演奏,都主要是表演性、观赏性的,而不是聆听性的。二是诗乐本身具有绘画性的特征。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     

儒家诗、乐观念异同论

诗、乐如形影不离,是早期歌诗的基本特征。缘乎此,学界往往认为,儒家的诗、乐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这种认识本身既不准确,也由此导致了对后代相关文学观念理解的偏颇。儒家把教化看作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对诗、乐的观念固然相同;但是儒家对诗、乐的各自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诗、乐的具体要求,却不完全相同。概而言之,乐具有与礼同等崇高的正统教化地位,而诗的地位则不在同一层次。因此,乐必须雅正,而诗则可以姿彩丰富。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论语》中提到的“乐”,是广泛流传于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孔子论“乐”的侧重点是音乐,如《论语》中出现的“歌”、“击磬”、“钟鼓”、“瑟”、“歌乐”等等,说的是歌唱和奏乐的音乐形式。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其音乐美学观占据着重要位置。孔子非常重视“乐教”,他明确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将音乐教育同“诗”和“礼”的教育相提并论。主张人格的完善是在“诗”、“礼”、“乐”的共同教化中完成的。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音乐教育呢?因为音乐具有强大的美感力量。他在谈到…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