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四人帮”的“学生自治”与杜威的“儿童中心”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恶毒污蔑革命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并抡起批“师道尊严”的大棒,妄图把教师一棍子打死之后,在北京“培养”了一个没有教师、“学生自治”的典型,据说准备在一个什么重要会议上放“卫星”哩。但遗憾得很,这颗“卫星”还没来得及“上天”,而“四人帮”被人民的铁拳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学生“自治”论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吗?不是。人们记忆犹新,与“四人帮”一丘之貉的林彪之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狂叫过要“把教师压成豆腐干”,要“象哥白尼把太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有”和“没”后面的“的”字短语

对于“没的V”、“有的V”这种结构,有人认为其中的“没的”是固定组合,有人认为是“的”字短语.本文认为这些观点都难以成立.本文论证了结构中的“的”不附着于“没”,而是附着于它后面的动词.“没的V”的结构层次为“没/的V”.“的V”是“的”字短语在动词“没”和“有”后面的变体.“的 V”与“V的”有两点差别:(一)“的V”是粘着的而“V的”是自由的.(二)“V的”往往是多义的,而“的V”是单义的.在表受事的前提下“V的”与“的V”可以互相转换.     

略论“视”与“见”、“听”与“闻”及“嗅”与“闻”本义上的区别

“视而不见,听①而不闻”这两句古语在现代汉语里已是常用的话了。“视”与“见”、“听”与“闻”的本义在古代汉语中有什么分别?这几个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又有些什么变化?这就是本文试图略加探讨的问题。讲到“闻”在现代汉语里的词义变化,还得先谈谈古代汉语中“嗅”与“闻”的区别,以便说明“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用法的不同。讲到现代汉语里“视”与“见”的用法时,还须联系到现代汉语常用的“看”来谈。     

略论“视”与“见”、“听”与“闻”及“嗅”与“闻”本义上的区别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句古语在现代汉语里已是常用的话了。“视”与“见”、“听”与“闻”的本义在古代汉语中有什么分别?这几个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又有些什么变化?这就是本文试图略加探讨的问题。讲到“闻”在现代汉语里的词义变化,还得先谈谈古代汉语中“嗅”与“闻”的区别,以便说明“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用法的不同。讲到现代汉语里“视”与“见”的用法时,还须联系到现代汉语常用的“看”来谈。     

欧洲中古“神学”的“天国”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古代希腊哲学施加了诸多影响,作为东方宗教的基督教也很快被“西化”,成为“西方－欧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欧洲哲学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使这个宗教更具有“理论”的“深度”,渐渐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力量。这一宗教的“教化人心”的力量在于把“信－信仰”放在“知识”之上,而由“哲学”之助,它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有“理论－理路”根据的,故而有“凝聚”为一种“力量”的可能性。     

“东”、“西”与“east”、“west”

众所周知,在两种语言对译时,很难找到完全等同的一对词。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表面上“完全对等”的汉外词汇,在实际操作中,却使外国留学生感到疑惑,或是使他们在运用汉语时出现母语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在这样的“对等”词汇中,汉语的“东”、“西”与英语的“east”、“west”即为一例。通常,人们多     

“角”“刺”癖的算计

“角”,能顶人;“刺”,可扎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深知其用。因此,他对“角”与“刺”特别癖爱——不仅从小就在自己头上栽种了不少“角”,在自己身上培育了很多“刺”,而且奢望普天之下多“角”多“刺”的三教九流者都麋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角”与“刺”的反革命集团,有朝一日,一咕脑儿向无产阶级专政顶去,朝革命领导干部扎去,从而实现其宰相位登,总理权握,“帮”卷天下的黄梁美梦。如若不信,有他“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得他个天翻地覆”的“高论”为证。     

“先”与“前”的语义特点

“先”与“前”作为词和语素,既存在语义共性,也存在语义差别。“先”的语义侧重在时间,表示以前的;“前”的语义侧重在空间,表示前面的,但“前”也可以表示时间。在表示时间方面,“先”和“前”存在语义共性,在表示空间方面,“先”和“前”存在语义差别。“前”有语义视角的转移问题。     

“启示”、“启事”和“公告”辨

“启事”和“公告”在使用上常会用错,情况有二：一是将“启事”误写为“启示”;二是将“启事”,“公告”混同。其实,“启示”并不等于“启事”;“公告”也并非公开告知之意,启事的内容切不可冠以“公告”之名。     

也谈“的”“地”不必分家

结构助词“的”“地”是同音异形字。这两个字用在修饰语后边的时候,现代汊语语法规定:“的”是定语的标志,“地”是状语的标志。也就是说,“的”后边是名词,“地”后边是动词或形容词。 吕淑湘先生在《语文学习》1981年第三期《关于“的、地、得”和“做、作”》一文中主张“的”“地”不必分家,只用“的”字。在此文的启发下我也淡淡自己的管见。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先淡淡“的”“地”分家的由来。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战”的再评价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曾开始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台二而一”的“论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那个“顾问”干扰破坏,同时也由于我们的一些同志未能准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思想体系,因而当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主张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的砚点都是“矛盾调合论”和形而上学。坚持后一种观点的同志,当时和后来大都在政治上因此而     

浅谈副词“可”、“真”的用法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常弄错副词“可”“真”的用法。本文针对此,分析了“可”、“真”的归属问题;“可”、“真”在句法中分布的特点;“可”、“真”在篇章中的具体用法以及“可”、“真”的共现问题。     

“瓠”、“匏”、“瓢”考辨

《说文解字》所收之“瓠”在上古本为瓠瓜的类属名,得名于“囫囵、浑然一体”;“匏”当为瓠的一个变种,得名于“包裹、包藏”义。在文献中,“瓠”也可特指“匏”,但并非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二者完全等同。大约唐代时,“瓠”才开始专表今天所谓的“瓠子”这一品种。“瓢”为用剖开的匏做成的盛舀容器,并非指葫芦。     

关于“存在”和“是”

汪子蒿、王太庆在《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撰文指出,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Being,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三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哲学的任务不但要研究和“是”与“不是”关联的最普遍的范畴,而且要研究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样的公理。这些研究对象,用“是”和“不是”表述,比较清楚,而用“存在”和“非存在”来表述,不容易说明它…     

四川话的“倒”和“起”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时态助词“着”、“了”、“过”,附在动词后面出现,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完成或者过去。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把“着”、“了”、“过”称作(动词的)“形尾”,并且追本溯源,指出它们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 王力先生认为:“着”和“过”都来自表示动向的动词,它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动词的形尾;而“了”从动词“终了”虚化为形尾并且得到普遍应用的年代较前两者还要早一些。     

释“四海之内”的“海”

看先秦古籍,查不出“四海”指的是哪四个海。 先秦人知道海,但没有四边都是海的观念。中国的海,排成一线在东方,可以分南北,却不可以分东西,因此,即使分成四个海,也形不成封闭曲线:“四海”无“内”可言。 据张华《博物志》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海”、“晦”都以“每”得声,     

“全聚德”的“自家人”

启功老先生爱美食,对京味小吃一贯是爱不释“口”,尤其是对北京的招牌——“全聚德”烤鸭更是宠爱有加。启老是和平门“全聚德”的常客,每每“大驾光临”,却独爱“猫”在外面的散座上斟茶品菜,很少选雅间。散在热热闹闹的散座大厅里,人声喧哗,觥筹交错,老先生泰然处之,怡然自乐。启老用餐不张扬不讲排场,却绝非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菜过五味,总有食客认出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启老,便兴冲冲凑过来索要签名。每逢此时,     

“情”－“理”的“精神”形态--基于人的“同一性追求”的道德哲学探寻

“同一性”是人类不同精神文明形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共同回答。人的“同一性”追求在现实的民族精神中演化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由于这两大追问彼此交织在一起,对这两大追问的现实回答又凝结为伦理道德相统一的道德哲学问题。基于“精神”的本性以及“情”的合同性与“理”的别异性等独特的精神哲学功能,伦理和道德相统一的动力正源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而在伦理、道德相统一的过程中,也成就了“情”与“理”由应当统一到必然统一的“精神”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