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身处困境中的唐代文人对陶渊明桃源理想的认同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创造出的桃源世界代表着在那个特定时代生活在动乱中的人民对太平生活的普遍向往，它凝聚了陶渊明本人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与追求，也浓缩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唐代文人唱和其诗、用其典故者层出不穷，尤其是身处困境中的文人们对桃源更具企慕之情。一方面，一些唐代文人因身经战乱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那个安居乐业的桃源世界自然就成了他们内心中最真切的希冀；另一方面，当黑暗的官场、坎坷的仕途与文人们傲岸的性格、正直的人品产生矛盾时，那个风景优美、快乐无忧的桃源世界同样会成为他们的企慕之所。这些都体现出唐代文人对陶渊明桃源理想的认同之感。     

当代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肖仁福《位置》人物形象分析

肖仁福长篇小说《位置》塑造了沈天涯这一作为政府核心部门里的核心角色的官场文人形象。与同类官场小说不同,对于最终从权利中心走向权力边缘的沈天涯,肖仁福既无褒扬亦无批判,而只是通过对机关零距离的写实,来呈现沈天涯式的精神困境,并以此表达自己对转型期官场体制的反思和对官场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阮籍、嵇康人生道路的比较

在魏晋时期,固有的指导、制约人们的规范准则对士人各阶层的指导和制约功能被大大削弱,同时,以往文人士大夫所走惯了的进入官场,以求取富贵的道路虽然没有封闭,但面前仕途的坎坷和政局的动荡却已足使他们望而却步。当旧有的规范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指导制约的作用(在这里仅指对当时各阶层     

楚歌·乐府·古诗(续)——汉诗发展的道路

五 诗与歌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就像鸟需要啼鸣、兽需要号叫一样。人谁都追求生活的幸福,而其实永远在挣扎。人遭受鞭笞就必然叫喊—一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鞭笞而不许叫喊或不能叫喊——生活天天都在对人进行鞭笞,如此人生就需要歌唱。“大凡物不得其平也则鸣”,“诗穷而后工”,这些格言,说穿了无非是这一残酷的现实。诗总是先来自民间,然后转入文人。我花了较大的篇幅来叙述汉代的民间乐府,汉代的文人是怎样探索他们自己的路呢?汉初人们娴习楚歌,于此楚歌在西汉之初的诗苑中支撑了一段时间。也有些人去模仿雅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是其中的代表。《安世房     

咬定青山：“待业”的博士

明末清初思想界巨擘顾亭林尝云：“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以古律今，可知此语实为平凡而不朽的真理，尤其是放在那些终日与青灯古案、竹头木屑为伍的历史研究者身上。这更是“一语成谶”式的宿命!因此。我曾以调侃的方式说过：“对于一个人而言，把研究历史作为他一份业余爱好，那是莫大的幸福：把研究历史当作他自己谋生的饭碗，则是真正的悲哀!”     

诗人行吟贬谪路——古诗词文化解读

"诗言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怀着"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有一部分人走进仕途为官从政.他们在官场政治斗争中艰难地周旋,一旦遭遇贬谪,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同时遭受重创.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文人的诗词,了解遭贬文人的人格变化、情感起伏及儒、道、释思想作用的程度.     

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响之下,士族沉浸在玄谈之中,大量创作玄言诗,庶族文人也用诗歌来表现他们与士族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趣。通过对陶渊明4种诗歌的分析,即农家诗、躬耕诗、咏贫诗和家风诗,来呈现庶族文人独特的隐逸生活空间。     

审美距离中的田园之乐——从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谈起

以审美距离说分析王绩《野望》、王维《渭川田家》等作品,其中对田园风光的赞美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是审美距离所致,其羡慕之情正好说明他们不能归去的处境或似归非归的状态.文人赞美的田园风光和田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观赏却无法进入的世界.当文人在潜意识的距离中或以超功利性的眼光来打量农家生活时,感到的是它们与官场和宦游生活相比而独有的单纯和自然,而当真的投身其间时,便无法忍受其间的单调和艰苦.可见,文人诗歌中所表现的田园之美和田家之乐,大多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滿朝荐、龙紹纳和龙凤翔三位苗族文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为了推行其“以苗治苗”的政策,在苗族地区培养了一批苗秀才、苗举人。这些苗族文人的出现,对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对苗族的歧视,这些苗族文人外出为官作宦的较少,大多在家乡教书,对提高当地苗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部分教书的和个别为官的苗族文人留传下来的诗、文和其他著作,是我们研究古代苗族文人哲学、社会思想的宝贵材料。由于苗族文人的诗、文等著作散失严重,收集极为困难,只能根据现今收集到的资料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探讨,这就难免不够全面。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可看出古代苗族文人的某些哲学、社会思想是深刻而富有现实意义的。     

超越与拘囿:佛禅对王维晚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文化早在汉代就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深深地熏染了历代文人的艺术创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更是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当五千年的专制抹杀了众多文人才华的时候,无法排解的愁绪与气馁,无法逃避的窘困与无奈,让他们甘心献身佛禅,王维就是其中一位。然而佛禅使他的艺术创作超越自我达到高峰的同时也使他因佛禅的"与世隔绝"而停滞不前。本文将从王维晚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与低谷来窥探佛禅对王维晚期诗创作的影响。     

时代的哀思,世界的哀思——《一月的哀思》教学札记

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我爱读诗,触景生情之际,也喜欢信手涂鸦地写一点诗。一九七六年,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曾经渡过了李瑛同志所描述的哀思的一月,曾经历过李瑛同志所揭示的那种“哀思”。因此,在教学实习时讲《一月的哀思》这篇课文,便觉得格外得之于心、应之于口。在备课中,《一月的哀思》就已在我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反响带到课堂上自然而然又在学生心头激起了巨大的共鸣。课堂上由于师生配合默契,在短短的两个课时内,便能较为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大师的幽默

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画家、作家虽然被后人尊崇备至，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却也不免遭遇令人尴尬的事情，让我们来看看大师们是如何用属于自己的幽默将尴尬巧妙化解的。 请把标点寄来 特奥多·冯塔诺是德国著名作家，他曾经在德国首都柏林做过编辑。一次，冯塔诺收到一个年轻的实习作者寄来的几首诗。当他查阅这些诗的时候，发现诗句中间竟然没有一个标点，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来稿的末尾附上了几句话：“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     

我在法国当外婆

每个女人说起养儿育女的事，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那些酸甜苦辣的回忆是她们的精神财富。而我在当上外婆后所经历的东西方育婴观的碰撞，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不是守旧的人，但也受到中国育婴传统的影响，算是个折衷主义者吧。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唐宋文人茶的文化意蕴及其形成过程

唐宋文人通过对茶之自然美学形态的赞美,寄予了对山水自然的向往热爱。他们汲泉品茗尽享山林之乐,超越功名羁绊。茶是唐宋文人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相对于唐人而言,宋代文人更喜闲饮品茗,表现了其静赏生命快乐的人生观。宋代茶诗中呈现出儒家安贫乐道、道家"乐天知命"和佛禅"至静无求"的三种生命快乐境界。饮茶活动也是唐宋文人思考天地人生之理的行为方式。在宋代茶诗中,理性的色彩更为突出。他们从泉茶之中体悟出人生穷通之理;又将茶性与人性相比,藉以明道励志,表现出清高脱俗的精神品格。对唐宋文人来说,饮茶是一种极其高雅的精神活动。唐宋文人茶的深厚内涵,构成了中国茶文化十分重要的内核。     

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诗题臆补

此诗题下注云:湜新尉陆浑”,当为自注.盖李贺客中送别之作.《新唐书·柳公绰传》有“东都仁和里”之语,故送别之地当在洛阳仁和里。《新唐书·皇甫湜传》;“甫皇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进士第,为陆浑尉.”皇甫湜进士第后除陆浑县尉。县尉非清资之官,唐代文人多不愿为。高适《封丘作》云:“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稍晚于皇甫湜的诗人李商隐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似此,皇甫湜赴任时心情可见。史载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