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要素成本与东道国产业发展

论题拓展了James R Markusen（1997）的基本模型，重点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对其要素市场的影响，分析了FDI与东道国产业的关联效应以及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将通过关联效应和要素市场的竞争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一个动态二阶段影响过程：在初始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引导东道国发展最终消费品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但在东道国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加剧将阻碍东道国产业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内在关系出发,阐述了在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边界;为了增强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效应,必须创造的环境与条件;以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在开放经济与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的条件下,我国实现超常规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仍然具有紧迫性。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对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作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效能.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日趋活跃.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或并购东道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公司达到了对国际市场控制甚至垄断的目的.在左右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同时,以在国际范围内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跨国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这其中既有促进东道国发展的一面,也有和东道国发生冲突的一面.     

晚近投资条约的自由化发展述评——兼评我国的投资条约实践

晚近以来,投资条约的发展出现自由化和多边化的态势.各类投资条约和中国投资条约实践中所产生的变化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某些自由化投资规则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在WTO多边投资协议问题上也存在许多分歧,但是国际投资规则将以渐进方式实现自由化.我国应反对制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自由化条款,并通过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促成有利于东道国的投资规则的形成.     

东道国政策激励与跨国公司FDI技术水平的选择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FDI有着和内资相区别的某种技术优势,并由此可以为东道国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为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积极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培育竞争对手,在自由市场竞争状态,并不总是愿意向东道国输出东道国可以采纳的合意技术水平。因此,东道国政府必须用政策激励来引导跨国公司采取对东道国更为先进和有效的投资技术,促使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从而达到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方式已广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然而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收益和安全。因此,外国投资者往往极为关注东道国投资的政治、社会等环境。这就是国际投资保护中常说的政治风险。它常发生在投资之后,难以被投资者事先预料,而且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全部利益,因此,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保护,以及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

投资自由化需要合理的政策法律体系来推进和保障，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法律因素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禁止履行要求及法律政策透明化等，国际立法应反映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法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

投资自由化需要合理的政策法律体系来推进和保障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主要法律因素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禁止履行要求及法律政策透明化等 ,国际立法应反映国际投资自由化问题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法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 ,但东道国政府的作用是近来外国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亟待填补的一个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 ,各东道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如果从博弈论角度进行分析的话 ,这种各东道国政府政策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整体不理性。为此 ,必须从国际多层次的角度对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加以协调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