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体常尽变——王阳明易哲学的心学建构

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心悟不离易道,以“良知即是易”、“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以中正为易道和人心之基本法则,认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又本着五经皆史的观点和六经注我的精神,认为“易是包羲氏之史”,主张道事为一;王氏易学不斥象数,但认为卜筮乃用于神明吾心,所以“易是问诸天人”,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至穷理尽性至命,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周易》归妹卦所描述的商周媵婚制

《周易》这部奇书,因为是假卜筮外壳面貌而出现的,所言之事又多“肆而隐”(《系辞传》语),因此自它问世以来,学者每病其难读。然而这部“天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我们以“六经皆史”的态度去破译它,就不难发现,在其深奥晦涩的词义中,储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善治史者提供着丰富而宝贵的资料。本文拟对归妹一卦中所描述的商周时代的媵婚制度进行初步研究,用以肯定《周易》一书在古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笔者认为,《周易》归妹这一卦是取象于商王帝乙(纣王之父)下嫁其妹给周文王做娣这一史实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语言学中的“概念”论——从洪堡特的著作说起

“概念”是有关语言研究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洪著》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笔者对《洪著》中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学编年》简介

《王学编年》（俞樟华撰）于2010年1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王阳明的生平和学术为纲,按时间先后介绍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以及后代的主要研究观点和对王学的评价,重点是介绍王阳明家世、少年时代、王阳明师承、科举仕历、龙场悟道、升迁朝官、赣州剿“寇”、王学遭禁、建祠表彰、学术评价等内容。同时以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七大王学门派为主,系统介绍阳明后学的发展和演化历史,提示阳明后学发展的特点、分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阳明后学的事迹和学术成就。（杨年保）     

浅析熊十力的“大同”理想———以《原儒》和《读经示要》为例简

“大同之世”出自于《礼记》,是先秦儒家对理想政治的描绘。熊十力推崇六经,同时又心系国家苍生,“大同”理想便是他本人结合当时所处之特殊社会状况并根据自己对六经要旨、大道的理解所提出的思想体系,也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内容上看,它既包含了传统儒家理想的仁爱礼法、奉公去私、厚德利生与和睦共生,也融入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法治,以至于最后期盼实现一种消弭国家界限而天下一家的和睦世界。可以说,“大同”理想作为熊十力“外王”的归宿,起到了对本体论、宇宙论等思想的统领作用,从而具有极为复杂的综合特点,也对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其思想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